钱江潮评丨把握六对关系 赋予“枫桥经验”时代新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03年主政浙江期间，就指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任总书记后又作出“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重要指示。2019年5月8日，他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对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了长篇论述。为什么中国能够创造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世界奇迹”？其中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发展“枫桥经验”。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坚持与发展、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使“枫桥经验”时代内涵更加丰富，使“枫桥经验”更具生机活力。

　　一是正确处理好以维稳为主责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本质是为民。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如果把维稳与维权两者对立起来，会让维护稳定背离法治的轨道。当前，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能捂则捂、能压则压，表面上好像“化解”了一些社会矛盾、“解决”了一些利益诉求,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制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和矛盾。“枫桥经验”的本质就是为民。近年来，我们牢牢把握这一本质要求，始终坚持“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重点要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通过大力改善民生，使广大群众从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通过源头预防，完善畅通有序的民意表达机制，提升预测预警预防能力；通过抓好排查化解工作，依法按政策一件一件化解矛盾纠纷，特别是注重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化解矛盾的整体效能；通过网下与网上渠道相结合的方式，丰富和创新基层民主协商的形式，就地解决群众的合法合理诉求；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统筹协调、妥善处理利益关系，防止因不依法办事、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引发社会矛盾。

　　二、正确处理好以化解矛盾为重点与构建基层治理模式的关系。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灵魂是创新。“枫桥经验”首先是预防化解矛盾的经验。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是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枫桥经验”更是基础社会治理的经验。进入新世纪，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倡导下，浙江把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作为推进平安浙江建设的有效抓手，贯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实现了从基层化解矛盾的做法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质的飞跃。因此，我们既要发扬“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预防化解各类矛盾，又要重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一方面要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针对矛盾纠纷主体多元、诉求多元、类型多元的新特点，浙江将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项目，制定出台了《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纠纷化解、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机制、探索律师调解制度、探索物业纠纷化解机制、完善电子督促程序、建立中立评估机制、调解志愿者队伍建设、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设等等项目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打牢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全面推广建立乡镇（街道）综治中心以及村（社区）综治工作站（室），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资源和力量，形成8+X模式，健全“五联机制”，使基层社会治理的力量从“五个指头”捏成了“一个拳头”，同时创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模式，通过“人往格中去、事在网中办”，在为基层群众提供服务、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三、正确处理好群防群治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关系。

　　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倡导共治。如果说依靠和发动群众预防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的基本经验和做法，那么，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魅力所在。目前绍兴、嘉兴等地推行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在管理内涵上，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更加突出扁平化，更加强调社会多元参与；在行政流程上，改进了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服务供给水平得到新的提升；在治理模式上，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的、权力本位向多元化的、社会本位的方向转变。“三治融合”机制之中，“自治”具有基础性作用，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具有核心作用，用法治方式为社会构筑底线、定分止争，“德治”具有约束作用，规范社会行为，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通过推行“三治”建设，为改变基层法治领域“不服从”的问题、德治领域“失范”的问题、自治领域“行政化”的问题提供了系统性、综合性的有效解决途径。

　　四、正确处理好人防物防技防与社会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关系。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是预防。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光靠人防、物防、技防“三防”措施已经不能满足需要。近年来，各地针对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调整、心理失衡问题增多现象，在推进人防、物防、技防的基础上，注重运用“心防”手段预防和管控社会风险，效果明显。杭州拱墅开展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拓展线上线下服务阵地，组建专兼结合人才队伍，建成投用全国首个社会心理服务体验馆，首创社会心理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初步构建起以社会心理安全为目标，前端普遍服务、中端监测预警、末端精准干预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浙江省率先推广了这一做法，使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从“三防”走向“四防”，从“四防”到构建社会风险防控体系。 县（市、区）层面，探索建立社会心理服务指导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层面，在社区矫正、涉毒、精神障碍等重点人员相对集中、管理风险较大等区域，在综治中心内设心理服务室。以“我的心理谁做主”为主题，让群众在自我体验、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认知中，了解掌握心理调控方式方法。部门层面，在重点单位设立社会心理服务点，做到经常性释压与及时性干预有机结合。同时，积极鼓励企事业单位、工青妇组织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网上阵地层面，开发社会心理服务网站，开通社会心理服务热线，发布微信公众号，通过互联网、移动端，有效普及心理学知识，开展沟通疏导等心理服务，扩大社会受益面。

　　五、正确处理好传统治理方式与智慧治理方式的关系。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命力在于智慧治理。探索构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新模式，是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我省主动适应、创造性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围绕“互联网+”矛盾化解、公共安全、执法司法、基层自治、诚信体系等重点领域，在建设模式、应用模式和服务模式上作出积极探索，释放出“互联网+”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新效能。比如，在“互联网+”矛盾化解方面，依托省级社会治理业务协同平台，对市、县、乡、村四级数据进行收集、汇总和梳理，探索建立网上研判、网上调解、网上信访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途径。在“互联网+”公共安全方面，确立公共安全大数据管理理念，建立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分析模型，在社会治安防控、舆情导控建设、应急联动管理、安全生产监管等方面广泛应用，各地创造性地运用“雪亮工程”“人车核录系统”“热力图”“关键词搜索”以及大数据支撑重点治理等技术，彰显了明显的实战效果。

　　六、正确处理好突出“小治安”与创建“大平安”的关系。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平安建设的有力抓手。“枫桥经验”产生于诸暨枫桥，诞生之初其目标是“捕人少、治安好”，后来逐渐过渡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目标。进入新世纪，面对世情、国情、省情的深刻变化，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我们把“枫桥经验”贯彻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疏导了社会情绪，化解了矛盾纠纷，管控了社会风险，激发了社会活力，实现了大平安的目标。进入新时代，更要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紧紧围绕“大平安”的目标，不断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摒弃单纯管制、控制的思维方式，改变疲于应付、被动应对的局面，更多地通过注重民主法治的方式、服务协商的形式，实现社会状态和谐有序、社会心态平和理性、社会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作者为浙江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