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国务院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在特定的形势下，自贸试验区的扩容，展现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决心和行动。

　　在我国走向高水平开放进程中，自贸试验区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始，经过数轮扩容，到今年年初，我国已有18个自贸试验区共55个片区。一方面，这些自贸试验区抓住制度创新的机遇，在营商环境、市场开放、国际贸易、市场监管等方面大胆创新，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另一方面，这些自贸试验区抓住重点产业领域加快发展，并且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

　　未来几年，面对经济全球化形势和格局的变化，我国着力打造高水平开放新体制，自贸试验区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一方面在广度上做文章，进一步拓宽自贸试验区的范围，加快形成“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的自贸试验区新格局；另一方面在深度上做文章，进一步深化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和改革试点上的大胆探索、大胆试验。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意义特殊。从覆盖面上看，不考虑已经进入到自由贸易港建设阶段的海南，我国自贸试验区在不断拓展，东西南北中均有布局。更重要的是，这次新增的3个自贸试验区和1个扩区的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上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北京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侧重于金融创新，明确提出支持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设立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和数字金融体系；湖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对自然人流动提出了相关举措，即在CEPA框架下允许港澳人员在自贸试验区从事相关服务业并享受国民待遇，作为一个内陆省份，这项改革的含金量不容小视；安徽自贸试验区更加注重高新技术与高端制造，力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则更加注重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大力发展进境牛肉等高端动物蛋白加工贸易产业。

　　可以看出，这四个自贸试验区在重点开放领域的布局上各有侧重，所涉及的金融、人员、研发、农产品都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一旦在这几个领域的开放和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将释放出巨大的开放红利和改革红利。比如，浙江自贸试验区如果在农产品贸易上能够积累经验，包括防范某些输入性病毒风险等，就可以为扩大外部农产品贸易规模提供重要经验和借鉴。

　　在我国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中，需要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重要作用。可以预见，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中将被赋予更大的自主权，推动自贸试验区从以负面清单为主的实践，尽快转向以制度性、结构性为主的开放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