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遭遇“霾焦虑”，谁也无法逃脱

　　政府担责任，民众多蓝天

　　刘采萍：现在也有人提出，我们是不是在雾霾、环境这些问题上过于情绪化了。认为这是个发展的必然阶段，“代价说”什么的，好像大家对这个问题有点反应过度了，各位怎么看？

　　丁永勋：无论如何，我不赞同特殊发展阶段“必要的代价”之类的说法。如果证明空气污染有害，为什么一定要牺牲生命和健康？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还要走一遍？也要先污染后治理？

　　马想斌：对于涉及人基本生存的问题，不存在反应过度。国家环境保护局(环保部前身)第一任局长曲格平，在接受采访时，把当下的污染直截了当地归罪于“不计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的心态和体制。曲格平说，“我不会说过去40年的环保工作是完全失败的”，“但我不得不承认，政府在控制对经济增长的疯狂追求方面做得远远不够”，“而且也没能避免我们作为政策制定者已经预测到的最糟糕的污染情况。”

　　丁永勋：发展为了什么，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一说就是耳熟能详的“以人为本”。但“发展为了人民”真的很难做到。“不计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这个“代价”，就包括人民群众的健康呼吸。

　　李妍：的确是这样，有过去伦敦、洛杉矶等发达城市走过的工业化污染殷鉴在前，现在中国的产业发展，应该避免再走那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很多地方考核以GDP为导向，决定了环保部门制定的严格的环境标准很难被不打折扣地执行；并且环保部门的机构管辖、财权事权等体制不顺，也决定了环保部门对地方政府很难起到实质的制约作用；有时候，一些环保部门甚至还会成为地方污染的直接受益者，最终变成保护伞或包庇者。

　　刘采萍：我们经常说经济、科技、人才、文化体现竞争力，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环境竞争力。作为一名河北人，对此我有切身体会，不说别的，现在与外地朋友夸夸各自家乡，别人很容易拿“环境”“空气”这些要素批评甚至贬低我们，感觉矮人三分英雄气短。

　　而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来看，如果真的变成“难求一口清洁空气”，那么，GDP数字再金光闪闪又有多少人能安心享受？而所谓国家竞争力，不也像空中楼阁一样靠不住吗？

　　马想斌：保证生存所需的洁净空气，是政府的责任。现在空气这么差，有很多原因，但是我想说的是：有这些原因，空气就真的治理不好吗？北京奥运会期间，蓝天为什么那么多？

　　李妍：想斌说的像奥运期间那样的措施，也不现实。

　　丁永勋：何况临时措施治标不治本，需要根本转变发展思路和产业结构。国外一些地方的经验，如果转得好，未必一定造成经济下滑和就业问题。

　　马想斌：污染严重，就要关闭。或者进行整改，达到环保标准才开业。这是很正常的呀。为什么不能做到？问题其实在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平衡利益上。当推行严格的污染治理措施时，大家就考虑各自的利益了。

　　刘采萍：中央财政最近安排50亿元资金，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具体包括京津冀蒙晋鲁六个省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向治理任务重的河北省倾斜。这促使包括河北在内的多个地区出台大气污染治理措施。而且这些措施与以往相比，更加立体，更加具体，也更加务实。我觉得，这种“谁治理补偿谁”的思路，或许能够帮助河北这样的，在发展和环保中存在两难处境的地区，找到一些突破。

　　丁永勋：以奖代惩，用经济杠杆调节排污，思路是好的。你不是要GDP和政绩吗，现在环境也可能转变为资金和政绩。

　　李妍：现在反思起来，过去的污染治理思路是有局限性的。

　　马想斌：当下的污染已经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区域问题。现在如果还遵循十几年前“污染企业外迁”这种办法，环境问题将更加严重。比如从1998年开始，北京治理空气污染，提出逐步把重工业污染的企业迁到河北，可如今呢，大家一样承受雾霾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