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医生成为医疗体制弊端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人们在遭遇不幸的悲痛时刻，会本能地向外归因，寻找可以归咎并追究的“责任人”。罹患疾病甚或被疾病夺去生命，本是最难以归因于他人的不幸遭际，如果一定要追究，或许也只能归咎于命运而已。但是，当医护人员受不合理的体制所累，被整体污名化为“白狼”的时候，却成为最方便的归咎对象。而且更不幸的是，每一位不幸因病去世的患者，最终总是会“死在”某位医生的手上，更是使这种归因变得“有理有据”。尤其是当医疗鉴定体系，和依法解决医疗争端的司法机制均不完善的时候，患者或家属往往按照主观感受判断医生是否尽职，就更容易把所有不幸都归咎于医护人员的失职。自身病痛的折磨，或亲属去世的悲哀，与对医疗制度的不满，都集合起来倾泻到医护人员头上时，医护人员就从医患关系中的强势一方，变成了彻底的弱者。

　　如果这种归因的思路进一步得到社会舆论的赞同和支持，很可能引导更多的患者、家属，习惯性地把任何医疗“失败”都归咎于医护人员的失职，因而引发更多的医患冲突，譬如这次发生在潮州的辱医事件。如果这样的趋势进一步蔓延，医护人员时刻担心可能“无过得咎”，则我们所置身的医疗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乃至无医可求。

　　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现。近期几起杀医、伤医、辱医事件，其共同的特点是几乎看不到医护人员明显的过错，而患者已经挥起拳头甚至拔刀相向。

　　舆论面对此类事件，往往充满矛盾，其最常见的纠结就是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患者愤恨至此，医生一定也有责任。事实或许确乎如此，但在伤医事件屡屡发生的当下，对伤医事件的制止和惩罚，就成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进一步完善医疗体制、缓解医患矛盾的同时，以法律手段及时制裁伤医的凶手；防范、制止新的伤医事件发生；在舆论上谴责凶手，从道义上否定伤医的“合理性”，是最应该做到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