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礼堂的道德张力

　　郑毅：毫无疑问，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将礼堂作为集思想道德、文明礼仪、文体娱乐、知识技能普及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综合体来打造。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从“最美现象”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主要意义在哪里呢？

　　葛加锋：首先，从传播最美精神角度讲，道德文化建设中人与空间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要。人自然是道德文化承载的主体，但不能无视人们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的独特作用。人的道德自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忽视公共空间应具有的文化凝聚力、道德规范力和社会批判力的作用。就象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所指出的，“社会空间本身作为过去行为的结果,它迎接新的行为的到来,同时暗示一些行为,禁止另一些行为。”我们一直强调个体的道德自律和责任担当，多少忽视了人们日常生活得以展开的公共空间本身的关注。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是对农村公共空间文化的一种重建，也是对道德文化空间张力一种有形化和具体化。

　　其次，从最美精神的保持角度讲，民间曾经流行一句话，“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值得我们反思。文化礼堂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文化生态，具有道德文化的机制性建构作用。

　　第三，从最美精神的传承角度讲，人是传承、践行的主体，但人的代际更迭，加上现代社会人的流动性，使传承常常带着不确定性。而物所构成的公共空间因其持久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使传承获得了物质性保障，同时也因其文化的公共性与确定性，始终成为召唤与规范的力量，传统祠堂在这方面意义无疑是突出的。当下社会道德滑坡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以来社会发展中拆与建的矛盾，使公共空间本应具有的召唤与规范作用或多或少被消解，已经成为道德滑坡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