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礼堂的道德张力

　　文化礼堂具备以“礼”待人的公共话语凝聚力

　　郑毅：葛老师，您刚才强调了农村文化礼堂作为公共空间，在传承“最美精神”的可能性。从可能到现实，您认为是从哪几个层面来实现的？

　　葛加锋：你问的非常关键，我们习惯的道德教育常常有些外在于人本身，我这里指的是外在于人的日常生活，而文化礼堂建设恰好致力于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重构。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对文化作了四种不同层次的界定，第一是指“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有关；第二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第四是“物质、知识和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我们展开道德教育，虽然以文化的最高层次为引领，但具体展开更应重视从第四层次入手，并以此层次为最大化效果实现的目标所在。因此，文化礼堂在这方面有丰富的内容可以拓展。

　　我前面提到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他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出发，对城市空间进行了创造性地分析，同样可用于农村文化礼堂的分析。空间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而是具有生产性、建构性的独特功能，文化礼堂在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逐渐式微的当下，具有整合村落结构秩序，催生新型村民人际交往，更新村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等效果。而以文化为表征的核心价值，在其中逐渐担当着公共话语的凝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