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退市难 如何突破

　　对退市制度构成阻碍的突出原因，比如“壳”。由于我国新股发行长期采取的是核准制，满足发行条件的企业往往需要通过漫长的监管审查之后才能上市发行股票，因此“已上市公司”本身就成了稀缺资源，成了可以用来装新资产的“壳资源”。其他公司可以将自身核心资产注入这个壳中，置换原公司资产，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退市意味着壳价值的彻底丧失，因此不受欢迎。这是我国“核准制”发行审查制度造成的。

　　另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上市公司退市会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阻挠。一般来说，上市公司都是该行业内的翘楚，是当地的龙头企业、纳税大户，直接关系到当地省市政府的政绩。这使得地方政府有天然的“护犊”倾向。退市就成了和债市违约一样的“雷区”。证监会在处理上市公司退市时，面临的是同样的政治压力。

　　最后，在国内语境下，“退市”是个负面色彩很重的词。这显然是“上市”光环的阴影效应。公司经营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上市”，一旦退市，必然意味着经营不善、弄虚作假、违法乱纪、资不抵债，等等。这也构成了董事会决定退市的负担。

　　面临这些问题，证监会真正面临的考验是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做到放权，顶住压力，将制度在执行层面做扎实。

　　目前，一些配套的措施已经就位，改革氛围也非常强烈。去年证监会大力整顿“借壳上市”的行为，将其难度提升到几乎与IPO相同的程度，因此大幅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壳价值”。企业并购、重组方面也有动静。债市上，超日债的违约也标志着国内债市实质违约的开始。“新国九条”的出台，再次展现了高层的改革意愿。可以说，目前环境下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2012年证监会推出的退市政策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可操作性，只是在执行层面可能会打折扣。比如，A股市场上超过100家*ST公司中大批符合退市标准，但拖着不退，努力通过资产重组等手段来苟延残喘，背后则是种种利益纠葛。证监会如何破局？敢不敢大批清退这些劣质企业？另外，规则出台之后，证监会是否尽量少地通过“窗口指导”等行政手段，在各种执行细节上节外生枝，导致最终结果走样？这些问题如何突破，可能成为肖钢任内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