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许是最后的幸运儿

　　过去几年，在不同的论坛演讲的问答环节，我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谁是下一个中国？”哪个国家或者地区会成为幸运者，接过中国经济增长的接力棒呢？有一次我与一位著名的印度经济学家交流，他的一番分析让我非常赞同。他说，谁都不会接替中国。中国可能是最后一个赶超富国的幸运儿，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可能都没有机会了。

　　7月16日我的专栏文章《工业化是经济腾飞必由之路》提到，出于最大化利润考虑，发达国家需要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到穷国生产，这就是所谓的“外包”。而穷国在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低端制造业以后，必然要相应地改善基础设施、提高配套水平，甚至增加技术培训、提高公共服务，从此迈上轰轰烈烈的工业化道路。在东亚经济体，我们把这样的发展模式叫作“东亚雁行模式”，而雁群现在越飞越高，中国之后会是谁呢？

　　中国经济现在正处在从初级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沿海工业化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必然会出现大量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别的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仔细考虑，中国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可能有三个：中国内地、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或者回流到发达国家。

　　低端产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内地是一直在发生的必然趋势。近几年我国GDP增速最快的省级行政区是贵州和重庆。两地之所以能够迈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恰恰是因为大量承接沿海发达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电子制造业等。由于国家大力扶贫和基建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有更多的产业逐步转移到内陆省份。然而，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虽然程度不同，但是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成本上升的情况，既存在于沿海地区，也同样存在于内陆地区。因此，我们看到比较多的转移到内地的产业还是相对不太低端的产业，例如电子、化工、机械等。真正的低端制造业，例如服装、玩具等，即使是很不发达的内地省份也很少承接。

　　那么，这些真正的低端制造业到底去哪里了呢？过去几年看来，大量这样的产业被转移到东南亚的几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例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以越南为例，2000年以来，经济上最主要的推动因素还是出口导向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越南制造业产值最近几年平均每年都是双位数增长。据估计，越南的劳动成本仅为中国沿海地区的1/3。可以说，越南正在踏踏实实地走中国30年前走过的道路。越南当然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因为越南经济体量太小，不足以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但是，去年有一则消息揭示了未来30年全球经济可能发生的剧变。据报道，1993年，考虑到劳动力成本及原材料价格等因素，阿迪达斯关闭了最后一间位于德国的自有工厂，并把绝大部分的生产基地设在中国。随着自动化技术及3D打印的愈发成熟，去年年底，阿迪达斯启动“speedfactory”项目。这个工厂以机器人自动生产为主，仅保留 160 个技术岗位。时隔24年后，阿迪达斯回归“德国制造”。

　　特朗普在去年竞选总统时的一个核心主张就是抢回美国失去的工作，把工作机会留在美国。但是在传统技术条件下，由于高昂的劳动力和环保成本，以及严苛的劳动者保护措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工作计划是没有任何可能流回到美国或者德国的。即使是在日本，也有不少传统的电子、家用电器行业业务萎缩，被中国和韩国大幅超过。

　　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将剧烈地改变全球工业图景。德国阿迪达斯工厂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未来5到10年人工智能能够获得更加快速的进展，必将迅速取代对低端劳动者的需求，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中大幅降低成本，从而使得现在还处于工业化早期的经济体，例如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丧失外包的机会。工作机会本来是从中国沿海地区流向越南，结果越南的机会又被这些发达经济体抢回去了。如果丧失了外包的机会，这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永远无法工业化，就失去了成为发达国家的机会。

　　而中国恰恰可能是最后一个幸运儿。如果人工智能在上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可能根本不会有结果。因为低端制造业不会流向中国，发达国家需要工业机器人，并不需要中国的3亿民工。恰恰是经过近40年的努力，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技术，在制造业产业链上迅速向中高端发展。而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虽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至少中国已经可以逐步跟美、德、日的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掰一掰手腕了。我国之所以能够在先进技术领域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恰恰是40年前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而这样的发展模式，中国可能是最后一个。一旦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低端制造业的标准配置，这就意味着相关的工作计划只有可能回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制造业强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发展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