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靠“假货入刑”单兵突进

　　尽管不是“两会”代表委员，但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中国首富马云有话要说。3月7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发微博，“我建议参考酒驾醉驾治理，设想假如销售一件假货拘留七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那么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食品药品安全现状，我们国家未来的创新能力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马云称。（3月7日澎湃新闻网）

　　实事求是地说，在时下的国内市场商品仍鱼龙混杂，“假货”仍大行其道，公众和广大消费者也深受其害。在食品领域，“毒奶粉”、“毒饺子”、“地沟油食品”等等令人谈之色变；在农业生产领域，“带毒”的农产品层出不穷；在工业制造领域，仿造名牌品牌的商品时时现于网络和现实商场，知假贩假者仍大量存在等等。这无形中消解着国内商品的信誉，也损害国内创新创造的活力。有基于于此，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的“假货入刑”建议，不失为一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治理“假货”建议。

　　然而，在特殊的国情和丰厚的“假货土壤”之下，“重刑”治理是否真正行得通？不排除，以严苛的治理手段会恫吓一部分制假售假者，但整体上“假货”的巨额利润之下，铤而走险者仍将不乏其人，从“醉驾入刑”后近年来的案件数量现实中可见一斑。

　　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其中增设的“危险驾驶罪”将“醉驾”写入了刑法。但醉驾从“入刑”那一天起就没有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一朝消弥，万事大吉”。譬如：2016年宜昌查处酒驾5292起，醉驾人员占到一半数；再譬如：青岛2016年共查获醉驾司机1546人，平均每天查4人；安徽5年查处酒驾162819起，2015年醉驾案数量居刑事案件之首。与“入刑”前相比，一方面是总体上“醉驾”数量减少，另一方面被查处人员仍居高不下。足以说明“刑法”和“重刑”并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在治理国内“假货”问题上，恐怕是同一个道理。

　　治理“假货”，一些发达国家确实建立了更严格的法律惩处制度。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制假售假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造成死亡后果的个人将会被终生监禁。日本商标法和防止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制售假者判处5年以下拘役或者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以下罚金；对违反法律的法人要处以最高达1亿5千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7万元）的罚金。与美日相比，我国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力度相对过小。但纵观这些国家，除了法律制度的严苛之外，更有完善的配套制度。其信用体系更完善，“假货”失信者在国内面临的是“贷不了款”、“出不了门”的“寸步难行”结果，以及“永久退出市场”的风险与舆论环境对“假货”的整体排斥等。反观我国，不仅法律惩处上是偏松偏宽的，在公众的“容忍度”以及相应的配套机制上也是远远不足的。

　　因此，在我国这样一个“假货”仍然盛行，良性市场规则仍未完全建立的当下，不能靠“假货入刑”单兵突进解决问题，更不应该寄希望于“假货重刑”一着鲜。我们不仅要学习国外的对“假货”的法律上的“零容忍”，更应该在社会舆论环境上形成人人抵制的氛围，以及加强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