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好比补木桶：三中全会的内在逻辑

　　修身重在修心，安身贵在安心。一个人身安而心不安，才是最大的不安。《南方周末》曾转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告称：“中国大陆超过16%的富人已移民海外，或是正在办理移民手续”。且不管数据是否靠谱，此种迹象务须警惕。富人流失，不光是资本的流失，通常也是知识、技术、管理要素的流失，是全社会创业、创新能力的流失。移民，当然各有各的因素，但不少人也有在本地不太安心的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社会转型，无论弱势群体还是白领阶层，都有诸多的担忧和愤懑，并逐渐蔓延为比较普遍的社会心态，“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以致仇官、仇富，形成了日益突出的社会信任危机。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改革亟需围绕当下的社会心理问题，采取重建社会信任的措施，让各类市场主体、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社会群体都有安心之所。三中全会在指导思想上，“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举措。在经济领域，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首次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列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不动摇，以便民营企业主吃一颗“定心丸”。在文化领域，强化舆论导向，加强道德建设。在社会领域，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态、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但光有这些还不够，一个让广大公民安心的社会，必定是民主社会、法治社会。诚然，民主难免需要时间成本和协调费用，短期也许与绩效有矛盾。可从多年来的实践教训看，一些地方干了不少出发点很好的事，却因公民没有参与决策，往往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三中全会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注重发展基层民主，可谓对民间呼声的积极回应。同时，强调“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探索建立与行政区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这一切，应可视作执政党推进法治建设的强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