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用"职业风险"解读"辞官"现象

　　但有一种观点却过分从职业风险角度来解读辞官现象，将其作为官员从业风险性明显增高的直接证明。确实，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的空前加大，短时间内即令民意伸张、民心振奋，也使“官员已成高风险职业”这个似是而非的判断颇受认同。支撑它的基本事实，就是官员频频落马和公务人员辞官转行。

　　其实，从官员频频落马现象得出官员职业高风险性的结论，逻辑上是荒谬的。官员落马的层级在提升、数量在增多、频率在加快，既说明反腐形势的严峻性和斗争的艰巨性，更表明执政者遏制腐败蔓延的意志在强化，力度在加大，效能在提高，却与官员职业本身的风险性实在无关。衡量一种职业的风险性，应该基于从业人员在正常履职状态和过程中出现风险的可能性，如果从业者“不正常”履职，逾越了规矩，那么这种风险实际上是他自己主动制造的，而非职业本身所具有。廉洁从政本来就是公职人员的职业底线，做到了“为民、务实、清廉”的基本要求，何来落马风险？

　　因此，将所谓的官员职业风险增高作为辞官现象的原因，逻辑起点就有问题，而且隐含着对特定人群的“有罪”推定，似乎为官就是为了安全地谋取不当利益，辞官就是为了逃避查处，将正常的个人择业行为贴上道德标签。当然，如何防范“利益期权”，防止辞官人员利用先前影响力非法牟利等，确实需要高度重视，但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充分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职业选择，同时致力于畅通公务员进出通道，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使覆盖各个领域和环节的监管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制度执行更加科学、刚性、高效，这才是有效治理的根本之道。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无论是权利保障，还是违法追惩，都无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分野，没有法外之地，没有法外之人。也许到了那时，各方才会真以平常心来面看待官场“围城”的进进出出，而不必大惊小怪、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