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企业家焦虑还要靠制度

　　民营企业的焦虑问题最近再次被媒体提及。据上海新沪商联合会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融资难、人工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总指数得分仅过及格线(62.5分)，并且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自评得分也仅为6.09分(10分制)，逾三成受访企业家已经或打算移民(之前的一些调查比例甚至更高)。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各个社会阶层有所焦虑亦属正常。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焦虑来自于多个方面。首当其冲的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企业原有的粗放发展路径和模式难以为继，而新的发展机会和盈利模式没有现成参照物可以照搬和借鉴，同时随着人力成本、融资成本等外部成本的上升，企业面临着生存压力，这是广大民营企业家无法逃避的现实和挑战。一部分找不到转型机会的企业家，肯定会非常的焦虑。

　　部分企业家在调查中表示对“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感”和“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担忧，这也是促使部分企业家移民的主要原因。姑且勿论这些焦虑有否必要，但企业家的这些担忧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担忧为例，尽管我国从《物权法》等多个层面在不断完善对私人财产、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保护，但曾成杰、吴英、兰世立等人的遭遇，在暴露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仍然不到位的同时，也加重了企业家们的担忧。因此，如何消除企业家的不安全感、重塑商业安全边界，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其实，如果企业家具有一定的政治敏锐的话，就不会对上述问题过于忧虑。首先，中央政府一直在不断地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激活民间资本创富的活力，这表明了政策上肯定不会走回头路，反而透露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为了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于去年5月联合启动了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前不久，又将“三信”内容扩大到“四信”(信念、信任、信心、信誉)。这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高度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已经不断地通过简政放权、打破垄断等层面的努力，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但要消除广大企业家的忧虑委实还需下更大的功夫。尤其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进一步打破困扰企业发展的融资、准入等方面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使各企业群体能够公平地享用各种资源；同时要从法制层面加大对产权的保护，让企业家能够安心地去做大做强企业。对于广大民营企业家来说，其核心的任务依然是如何发挥企业家精神，如何通过技术、商业模式、营销等方面的创新，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企业家要学会合法经营，遵守商业规则、建立商业信誉，打造干净的企业，不要醉心于政商关系维系、进行权力寻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为百年企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极有可能像在目前的反腐活动中，一些靠政商勾结或权力寻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惶惶不可终日，最后难逃牢狱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