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纵容“保外就医”违规脱管

　　“保外就医”违法后追责困难，造假不受司法追究

　　钻漏洞违法成本低廉，保证金交纳比例较小促违法现象屡现

　　在修订上位法《刑诉法》后，根据最新规定，被判刑的人确有疾病需要保外就医，仍可以监外执行。

　　但是，保外就医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首先，罪犯如需保外就医，应由监区讨论通过、报狱政科审查、初审同意后，进行病残鉴定；其次，罪犯的疾病鉴定，应由监狱派人带领罪犯到省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医院应该根据罪犯的病情组织有关科室医生成立3人以上鉴定小组、负责出具鉴定文件、并诊附诊断书、辅助诊断等证明文件、在鉴定文件上签字盖章。第三，呈报保外就医之前，监狱应征求罪犯家属所在地公安机关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回临行。对罪犯保外就医必须有担保人。

　　最后，监狱接到罪犯被批准保外决定后，应及时通知担保人、担保人向监狱交纳保证金后办理出监手续。

　　不过，要注意的则是，虽然修订了《刑诉法》，但违法成本低廉则成为了“漏洞”的源头，比如，根据《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病残鉴定由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医院进行，未设医院的，可送劳改局中心医院或者就近的县级以上医院检查鉴定”。

　　刑法中的伪证罪，只惩罚在“刑事诉讼中”医生出具的假鉴定，但对于在审判之后的保外就医中的造假者，尚未有法律规定。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为保外就医，给医生红包，让其做虚假鉴定。

　　但作假者河源市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蒋爱忠，医务科原副科长张明杰，至今未受司法追究，仍在正常行医。这种极地的违法成本，终究引发了违法根源。

　　其次，国内外都具有“担保金”的项目，但相对于国外，我国担保金比例极地，国外司法担保金甚至一度达到上千万，我国5000元即可担保出狱。

　　环环相扣的执行环节，一旦出现“变通”或不执行、交付与执行脱节，事后监督不力，执行机关相互推委的情况，“监外”罪犯就会处于脱管状态。当监狱系统的限制手段，未能在社区获得承接和转化，出监后的犯人，便很少再受到相应的制约。

　　给“带病”的保外就医要开“透明”良药

　　审查条件更严、更重，执行程序公开，公开听证

　　截止今年5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已发现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188件，已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8人。同时，立案查处相关职务犯罪案件30件40人，此外，全国检察机关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5774人。

　　而令人更大跌眼镜的则是广东省的“纠正率”，在2008年广东省核查纠正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专项行动中，单省共纠正脱管漏管罪犯2951人，纠正率高达80%，由此可见整个“保外就医”环节已经几近“溃烂”，其问题的严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而从现行的程序设计来看，无论是"对外公示"还是"判决文书网上公布"，都还只是针对假释和减刑案件，而对于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却缺乏明确的规定。

　　要抑制违规保外就医现象的发生，专家们提出不少建议，有从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着手的；也有提出在执行环节，要进一步推动司法公开，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互通信息，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沟通，协商解决，密切配合，防止脱管漏管现象发生；在监管环节，对拟保外就医的罪犯进行公示，以便公众和检察机关进行监督。

　　此外，在执行和监督程序上，加大事后惩戒力度，凡是参与合谋骗取保外就医的人员，均以律治罪，加大违法犯罪的成本。只有加强公开听证意识，公开透明、严格执法，才能有效堵住“保外就医”的制度性漏洞。

　　在大多数民众的固有认知中，容不得判刑人员在狱外服刑。石宝春被收监，首先还是要查明是否确属保外就医，如果由于审查不严、执行不当，造成保外就医走样，需严惩罪犯、严查相关渎职者、作伪者，让其付出相应代价，承担事发风险，不让保外就医成为罪犯逍遥“狱”外的变通渠道。

　　结语：

　　如果获刑官员不坐牢，无异于违法零成本，就会鼓励官员前腐后继继续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