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创的“生态红线”，如何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生命线？

　　中办、国办新近发布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明确，2020年底前，我国将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勘界定标，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这是继耕地红线、水资源管理红线之后，我国首次将“红线”概念引入生态保护，在世界范围内也属创举，国家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的决心不言而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但相比之下，生态环境保护则明显滞后，生态环境现状不容乐观。

　　追究生态问题出现的根源，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所谓“政绩”，不惜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是众所周知的一大因素。实践中，违规排放、“三废”未经清洁处理排放、项目未经环评私自上马等情况还是屡见不鲜。而对企业生态破坏行为的放任和庇护，助长了畸形的发展。这意味着，在制度出台之后，制度落实和配套问责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对国家生态安全底线和生命线的保障和维护，就明确地方环保责任、约束环境破坏行为而言，无疑是进一步的创新之举。但与此前的各项政策一样，有了“红线”，更重要的是在守住红线，即在落实和问责上下功夫。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本身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违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造成生态破坏的，按相关规定实行责任追究。”“对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要实行终身追责，责任人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格追责。”对此，除应强调“发现一起追究一起、追责别无例外”，惩戒措施更应体现充分的威慑力。

　　这些年各地已经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环保领域的问题根源不仅在环保领域，问责追责也不应局限于污染问题本身，除惩治具体事件当事人外，更应强调属地政府部门的环保责任，尤其是党政领导的环保责任。同样，划定后的“生态红线”，也应当是一条“政治红线”、一条“法律红线”，但凡触线越界，都应当追究责任人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

　　在这方面，针对地方政府尤需加强约束和监督。一方面，各省区市是实施生态红线划定工作的责任主体，同时也是执行主体，为避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从生态红线划定工作伊始，就应有意识引入监督。另一方面，对生态红线的捍卫和落实，也应纳入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对任期内突破红线的严肃追究、终身追责，以使针对生态红线的监督问责在官员身上实现“全生命周期”，从而真正具备“警戒线”“生命线”的作用。

　　当然，防微杜渐，应当从源头上切断破坏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划红线”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反复考量的事。与划定任何一种“红线”一样，生态红线的划定需要综合考量生态系统重要性和敏感脆弱性，明确需要重点保护和可以开发的区域，特别是通过充分论证把边界清晰划定，让保护地空间不再存在界限不清、交叉重叠或是留下空子可钻的情况。

　　而在划定了红线之后，配套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和赔偿、生态保护补偿等制度也亟待健全。它们应当遵循“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权责明晰，以让这根“红线”真正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