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份子钱重负，乡村医生能否谢绝“无事酒”

　　有事无事都要“整酒”的风气，仍然在一些农村地区蔓延。据媒体报道，个别农民一年竟然要吃酒200次之多。重庆郊县的乡村医生谢金华不堪份子钱重负，日前更是贴出告示，谢绝一切“无事酒”。

　　谢金华自有苦衷。他月收入不到3000元，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并不宽裕。仅仅在春节前后，他就接受邀请吃酒31次，花掉份子钱4600元，接近他两个月的工资。而且，“整酒”的味道越来越不对劲，“搬家酒、生日酒，这些越来越多，而且占了主力。你整我也整，‘无事酒’打堆堆。”泛滥成灾的“无事酒”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家庭生活。

　　像谢金华这样处境尴尬的人不在少数。在一些农村地区，过多过滥的“整酒”之风，已经逐渐演变为社会问题。这些农村地区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社会成员之间互相熟悉，通过血缘、姻缘、地缘和业缘等等联结纽带，结合为关系紧密的社区。在丧葬嫁娶、乔迁升学之际“整酒”，宴请族人、宗亲、姻亲、同乡同业，这是传统的礼俗社会中加强社会联结、巩固人际关系的重要机制，无论对于社会团结还是文化传承，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传统的礼俗体系里，“整酒请客”受到更多规则的规范。什么事情可以整酒，宴请范围如何界定，吃酒者应该随礼多少，都有不成文的约定俗成。遵从这一系列规范，酒席次数、规模就能得到约束，使之既能发挥正常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又不至于给社会生活造成太大损害。

　　然而，传统礼俗规范缺乏强制力，属于一种软力量。它们得以发挥作用，一靠社区成员的自觉遵守，二靠社区成员评头论足所形成的舆论。舆论的褒贬影响当事人的声誉，声誉良好者在社会生活中就“有面子”，反之就“没有面子”。所以，健康的社会评价体系，是农村地区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

　　然而，“无事酒”的泛滥，折射农村地区社会评价体系出现了偏差。无事整酒风气的蔓延、份子钱节节攀升的乱象得不到社会舆论的约束，相反，抵制“无事酒”、抵制份子钱负担的行为，反而要承担巨大的舆论压力。乡村医生谢金华“谢绝无事酒”的告示张贴之后，在当地乡村迅速引发轩然大波。他的父母认为此举“丢人现眼”，是很丢脸的事情。在其他村民那里，此举也充满了争议。

　　在这样的农村地区，无论是酒席本身的社会文化功能，还是约束酒席的礼俗规范，都已经出现了偏差。前者的表现，就是“整酒”异化为一种敛财手段，无事也要“整酒”，甚至在村民之间展开“整酒”竞赛。后者的表现，就是无论对于泛滥成灾的“整酒”，还是已经成为农民难堪重负的份子钱负担，都已经没有相关的社会机制进行约束。农民和农村社区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

　　可以预见，谢金华抵制“无事酒”的举动，有可能给他今后的社会交往带来负面影响。挑战社区规则的后果，往往是被社区成员孤立排挤。谢金华的父母同样深受“无事酒”和份子钱困扰，但他们就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认为应该“别个啷个过你啷个过”。在这样一种群众心理和群体行为之下，靠社区自己的力量已经很难纠偏，酒席之风有可能愈演愈烈。

　　近几年来，不少地区的基层政府主动介入，着手治理农村的摆酒乱象。其现实社会背景，正是因为农村社区自身已经无力纠偏，必须借助行政力量，才有可能从这种乱象中摆脱出来。讨论基层政府部门是否应该管理规范民间酒席，不能脱离农村社会的这一现实状况。

　　谢金华拒绝“无事酒”的告示引发热议之后，他所在的赵山村村委迅速跟进，也张贴了一份《公告》，主张“婚庆丧葬简办酒席”，学生酒、满月酒、乔迁酒则属于“违规整酒”。类似赵山村村委这样的主张，近几年来在不少农村基层政府部门都时有所闻，也常常引发“管得太宽”的批评。但是，如果把基层政府部门的监管治理工作，跟这些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考量，也许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对于那些“整酒”泛滥成灾的农村地区，通过行政力量去约束和规范，恐怕已经成为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