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必须“简政放权”

　　2014年6月24日，浙江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政府权力清单改革进展和成效。全省57个省级部门权力家底1.23万项，经过15年改革历程后，共保留42个部门和4236项行政权力，简政放权力度之大堪称罕见。浙江政府服务网正式上线，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办事进程如何，在网上晒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文件里，简政放权都是与激发市场活力"捆绑”出现的名词。由此可见，它的关注点更侧重于经济建设与发展。对一般百姓而言，"简”或者不"简”，政府部门都在那里，当这样的字眼一再出现在人们眼中时，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有多么重要？如果不改，又会如何？

　　政府机构调整改革为"简政放权”做奠基

　　32年国家7次大改革，旨为"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

　　谈到"简政放权”这个话题，要先从政府机构改革提起，32年国家7次改革，目的均在"减少政府对围观事务的干预”，通过这种方式增量经济发展，也不得不承认，自1982年起至今，中国经济腾飞的速度依然呈现。

　　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一共进行了7次政府机构调整，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开始于1982年，这次改革打破了领导职务终身制，让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走上了领导岗位。

　　而1988年第二次改革中，首次历史性地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但直到26年后的今天，这依旧是需要变革的内容。

　　1993年政府机构改革，是以政府机构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为目标的，改革提出了要实现"政企分开”，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向统筹规划、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监督检查转变。

　　1998年，第四次机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少到了29个，人员编制减少了一半。这次改革消除了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行政管理从具体的工业经济管理中淡出。

　　2003年，在加入了WTO组织后，我国进行了第五次政府机构改革。改革以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为目标，抓住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2008年3月第五次改革开始，这一轮改革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继续和深化，政府部门的撤销、兼并和重组，都明确了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

　　2013年3月，我国启动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以推进职能转变为核心任务，重在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并严格事后监管。

　　政府机构改革的32年，也是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32年。政府机构改革的速度，如果不能立刻适应经济的发展，将成为国家发展路上的障碍，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改再改，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为了未来铺就更平坦的道路。因为从现实情况中，总能看到改的不彻底带来的弊端。

　　"简政放权”改革大势已到必须上马

　　从"办证难”看行政效率低下

　　一个项目20部门108个章799个工作日

　　在经过国家层面对于机构改革后，细化到"简政放权”层面，显然已迫在眉睫必须上马。

　　没有"简政放权”，给一般人最直观的难题便是"盖章难”。"盖章难”，难住了企业，难住了政府的民生工程，还难住了老百姓。

　　2013年，广东省政协委员曹志伟亮出了"万里长征图”。这位政协委员同时也是名地产商人，他将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的程序做成了一张长近两米的卷轴。从图中可看出，一个投资项目需要经20个部门、盖上108个章，在经过799个审批工作日，才能真正开工。此图刺激了广东政府机构改革的步伐，各个部门领导坐在一起仔细研究发现，原本需要两年才能完成的审批程序，经过整合和再造，能在37个工作日内解决。改进之后，曹志伟算了一笔账，行政审批时间缩短，不仅企业获益，而且政府也能够节约上百亿元。

　　在网上搜索"133个章”，会发现深受其苦的居然有幼儿园和敬老院两个项目。2013年，浙江丽水实验幼儿园终于建设成功。从筹划到建成，这项市级重点工程，整整花了3年时间，其中项目的审批和验收就占用了2年多时间。在厚厚的行政审批文件中，公章数达133个，有些公章的单位很多普通人听都没有听过。"连建个幼儿园都要盖133个公章，那别的大项目是不是更麻烦？”有人听到此事，感到闻所未闻。

　　无独有偶，辽宁锦州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经历了8个月跑了39个单位盖了133个公章，至今仍然没有完成审批工作。这项受领导高度重视的省级养老示范工程，离原计划的开工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两个月。

　　2014年，曹志伟给广东省两会带来的是"人在证途”，图片上列出了国人一生需要开具的103个证件，矛头直指"办证难”。而办证难，同样与行政审批制度挂钩。

　　将这些盖章的时间和手续仔细拆解来看，有的程序可以同时进行，有的程序可以略去，有的则可以通过联合办公的形式减少跑腿时间。行政审批的时间上去了，整个社会的效率也会高起来。区区一个准生证就办成了"折腾证”，若不"简政放权”，给民众最普通的生活提供便利，短短七十多年，有多少人有精神折腾得起？

　　提倡简政放权，合并部门机构，简化办事程序，政府的办事效率提高了，无论是企业还是普通百姓的积极性都会提高。

　　政府越权干预市场，无助于长远发展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怒斥"政府干预太多”

　　2011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首任主任李荣融卸任后，曾痛斥"政府职能部门”对企业的干预。"企业搞不好的原因是政府干预太多了。什么事都得审批，我都亲身经历过的，一个项目跑八年。送过去他给你挑个小毛病，让你回去改改再来，你再来不能空着手来吧？”

　　2012年岁末，中石油辽阳石化千亩土地离奇易主，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地方政府越权卖地。大型央企国有土地离奇"失联”，但主人和辽化集团对此却无动于衷。当地国土局承认了卖地缺乏法律依据，却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明知故犯”。企业漠然视之，政府公然卖地，和多年以来我国政府职能权责划分不清有关。由民间观察者认为，这是"万能政府”的惯常做法。

　　各级政府的权限没有约束，容易任意妄为。

　　简政放权，为的就是要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更要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

　　权力集中容易产生容易滋生腐败

　　李克强:简政放权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从2013年到今年，国家能源系统已先后有5位高管落马接受调查，其中原局长刘铁男已经被提起公诉。而中石油系统、陕西、江西等省份集中曝出能源系统官员受调查，虽然案情并未完全公布，但从已知细节可以推测，这些案件具有"串案”、"窝案”的特征，而权力过于集中，正是"窝案”滋生的温床。

　　国家审计署署长李佳怡在2013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2013年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中的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数量和涉及人数，较2011年和2012年有大幅攀升。他指出，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急剧增多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群体性腐败问题严重，在2013年的案件中，有35.7%是"串案”、"窝案”，涉及到760多人。在纪委部门展开的反腐行动中，就有"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效果。

　　"窝案”、"串案”的发生，与权力过于集中，信息不能公开透明受监督有关系。行政审批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本意是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在现实中却演变成了权力"寻租”的工具，成为了官员为自己谋利的手段。从不少腐败案件中可以发现，要让一个项目能够顺利上马，跑关系、走后门是必须。

　　要消灭这类问题，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权力透明。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便是，"简政放权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最近一年多来中央政府积极推进的简政放权，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为了释放被过多的政府审批权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市场活力，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端正政府形象，消灭在政府部门和国有机构内部滋生各种腐败案件的空间。

　　世界各国"简政放权”也有借鉴路线

　　简政放权，权力外放，是2013年3月14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发布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的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放眼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样都面临着政府权力和市场的角力，同样都经历过举步维艰的改革。

　　美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政府对公民个人的管制、企业经济活动的管制和政府内部事务的管制都达到了高峰。很多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过多的管制，束缚了公民和企业的自由和活力，保护了特殊集团的利益，束缚了美国经济的活力。因此，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的管制放松改革。

　　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减少，行政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美国完全取消了航空领域的管制、部分取消了汽车运输、天然气领域的管制，大量取消了铁路和信息管制，由管制放松改革的收益，估计在每年358亿到462亿美元之间。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放松管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日本：

　　日本对经济的管制始于20世纪初，从海运开始，后来逐步建立了各种天皇特别机构，这些机构在法律的约束下，对各方经济活动特别是海运和捕捞事务进行审批和监控，二战后拥有经济管制和行政审批权的机构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但1993年以后，日本经济日渐低迷，此前管得太严太死，行政效率低下，给经济活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于是，日本政府便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996年政府出台的放宽限制具体计划就有1797项之多。2001年到2008年，日本各领域行政审批项目有增有减。为了适应新的需求，日本2001年底开始推进电子政府工程，现在通过网上办理的业务达6404项，极大地方便了民众的需要，对助推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帮助和借鉴。

　　英国和意大利：

　　英国和意大利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改革中不仅注重政府的效率，更注重政府的廉洁。两国政府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投融资活动方面大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完成的（包括各种商会、咨询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这从制度上减少了政府部门项目审批人员直接受贿的机会。如政府在工程管理方面，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和提高经营效益，普遍实行业主责任制，一般不直接参与融资与管理。

　　其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了市场经济、公共行政和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无论怎么变都是尊重法律和市场经济规律。

　　必须认识"简政放权”背后仍有"隐患”

　　浙江实践"简政放权”预防反弹有"妙招”

　　"简政放权”之后，有质疑声起。有人担心，从改革的进度上看，简政放权能不能真的不反弹？因为历次改革中，明减暗增、越减越增、不减反增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浙江已有的实践中，对下放权力的反弹有完善的预防。6月25日，浙江省政府权力清单和"浙江发布”平台上线，清单主要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列出了42个部门4236项行政权力。今后，省级政府部门不得在清单之外行使权力。

　　除了公布政府权力清单，还有两张清单——企业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清单思维”其实是一种法治思维，权力清单，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负面清单，让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

　　从改革的深度来看，地方对中央放权"截留”，跟进不力怎么办？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杨克勤曾表示，当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改革力度逐级衰减的问题。杨克勤指出，当前，政府部门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中，存在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放责不放权、明放暗不放等现象。"一些地方和部门把含金量低的事项取消和下放，对含金量高的抱着不放，有的是‘卸包袱’，只把管理难度和责任大的事项下放。在某些职能部门习惯通过审批和处罚实施管理，现在审批权力下放，处罚愈加规范了，如何主动积极的来让系统良性运转起来，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从改革的结构上看，实行部门合并、人员整合之后，如何解决"外合内未合”的问题？

　　例如，在上一轮大部制改革中，有人指出工信部组建后，实际上很多项目的审批职责并没有转至工信部，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也并没有转入工信部。改革的细节如何进一步做到实处？人员的心态能不能摆正？而进一步讲，如何将人员有效配置到适合的岗位上？同样是需要注意的。

　　结语：

　　"简政放权”要改得深刻而彻底，最最需要的是靠法律界定职能部门的权力，转变政府职能。从事事都要管，转变为智能、服务型的政府，需要经验更需要摸索。简政放权是为了让经济更有活力，而本身的动力从何而来？来自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自己的修正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