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丨三次思想大发展 三次社会大飞跃

　　当代中国正进行着创造人类历史的史诗般变革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事实上，社会每次重大跃进，文明每次重大发展，都是以思想为先导，以理论为指南。那么，究竟何为思想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的概念，不同学科给出了不同界定。从哲学上讲，我们只能大致描述为理性主体借助(逻辑)思维对客体进行创造性加工且指向实践的产物。我国现代新儒学大家马一浮先生从文化的视角给出了令人信服的思想概念:“文化根本在思想……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为一个体系，名为思想。”(《泰和宜山会语》)这强调了思想的内在性(经思维加工体认)、系统性(形成圆融体系)和实践性(能体验能影响别人能推动实践)，一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其实，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概念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严格意义上的形成圆融知识体系的思想，二是指念头、想法或思量，人们平时说某人有思想，即是指其有自己的想法，且切实可行。但不论哪个层面的思想都具有思维内在性和实践外在性，都最终落脚于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显示出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对行动的指引力和推动力。

　　是故，千古先哲都孜孜求答思想、呼唤思想。孔子谆谆教诲学生“学而不思则罔”，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将人的本质看作“思想的动物”，笛卡尔高呼“我思故我在”，马克思论定“人:思维着的精神”……事实上，思想力是人类物种禀赋，是人的规定和社会灵魂。

　　人类(意识)思想已经历了三次大发展，以神赋伟力推动了人类社会三次大飞跃。第一次约在20万年前，古猿进化出智人，开启了人类意识，产生了自然崇拜和巫术，使“人”走向人;第二次是随着人类文明进入家庭氏族发展阶段，尤其是在公元前4000年形成了国家，产生了规则意识、社会伦理(西周之礼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和宗教思想(古印度宗教和古犹太教)，使人类加快了社会性进程;第三次是13世纪末的文艺复兴和17世纪的启蒙运动，高扬起理性和人本思想大旗，推动了人性解放、工业革命和人类社会文明方式转换。

　　恩格斯在论及文艺复兴时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伟大时代就是产生伟大思想的时代，就是高擎思想火炬的时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独特的实践创新。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正推动人类第四次思想突发，这既是世界共识，也是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责任。

　　思想来自何方?

　　思想来自学问。胡适先生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了《杜威论思想》一文，介绍其在美国时的老师杜威教授关于思想生发的五步骤:一是疑难境地(遇困发思)，二是明确难在何处，三是想出可能办法，四是思量各种结果，五是择优。其中，第三、第四步是关键，这取决于个人知识学得和经验积累，尤其需要“自问”能力。自问为独思，学他且自问，才能体悟产生思想;广言之，学且问才能自省修身思齐。

　　思想来自对话。思想需要“对话”，或曰“对话”碰撞出火花，这是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终身探求之题:首先突出“我与汝”主体间关系，表述“我”即区别了他，这存在一个反省预立;论及“他”即区别了“我”，亦是如此，这使“我”摆正位置，始终处于关系之中。对话以批评甚或“对决”形式探求知识根底，且适用于自我对话。其实，上古经典之柏拉图《理想国》和孔子《论语》都采取这种形式。

　　思想来自实践。思想属于意识范畴，马克思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勇于实践，勇于创新，勇于思想，应成为时代强音。自古以来特别自唐宋以降，浙江就是经济高地和思想高地，在秉承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伟大实践中，浙江有条件有责任更有自信勇立思想潮头。

　　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思想伟力，中国伟大实践定能产生伟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