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中国需要怎么办?

　　当前，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庞大，不仅制造业总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在进出口贸易规模、主要产品产量、企业数量、从业人员数量、专利数量等重要指标上也在全球独领风骚。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活力竞相迸发，已成为科技创新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发明专利数量在全国领先。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

　　借鉴美德经验，走出“大而不强”的怪圈

　　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一直是阻碍我国制造业提高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状况近几年虽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来说，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主要依靠国外的状况并未改变。制造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同样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它主要表现在产品附加值低、高端制造业比重低，制造业产业组织结构布局分散和产业区域结构趋同，重复建设严重以及人才结构配置不合理这四个方面。此外，“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整体较低，使得其在国际市场上口碑不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也和世界先进水平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制造业在起步阶段曾误入仿造假冒的歧途。不过之后其迅速转型，走上高品质路线。德国人凭借严谨的态度、标准化的工作流程，配合一套全面的质量管理、认证和监督体系，再加上“德国创造”的创新理念，使“德国制造”　得以发展成为现在的“光荣之源”。

　　二战后，德国大力发展教育，并通过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研发资助、税负减免等多种形式为企业的创新提供支持。立足汽车、机械等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技术行业，扶持被誉为是“隐形冠军”的中小企业。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德国不仅创造了战后的经济奇迹、也度过了后来的多次经济危机，在欧洲一枝独秀。在欧债危机后，德国面临出口下滑、产业升级压力、人口老化以及美日再工业化和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的双重竞争压力，德国政府与工业界在2013年提出了工业4.0战略，以捍卫德国制造业的未来竞争力和引领世界工业发展潮流。

　　美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去工业化浪潮，制造业大范围萎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提出了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复苏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和加大投入、税收优惠、进出口控制等配套的政策举措。美国政府提出的重振制造业战略，不仅是为了尽快摆脱面临的经济困境，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再次占据世界科学技术的制高点，继续保持美国对世界经济和技术的强大领导力，为经济长期增长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

　　二战后，日本制造业迅猛发展，至70年代，已基本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其制造业发展以技术先进、市场反应迅速、自动化、专业化、产业集群化、管理科学化为主要特点，并借助政府干预和产业引导，成功地度过了90年代的停滞期。限于自身实力和条件，日本在"高、精、尖"科技开发上难以与美国竞争。因此，日本通产省在选择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时，采取务实和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从相对简单的高新技术产品开始，然后设法比其他国家做的更好、更有效率。只有在掌握了相对简单的技术之后，日本企业才试图转向更加尖端的领域。

　　升级产业结构，推进智能制造

　　经济新常态下，发展实体经济的重点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发展转变，从增量扩能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转变，扩大有效供给，实现全要素最优配置。通过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和投资结构，制定有针对性和引导性的税收和产业政策，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便利。

　　制造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层面政策的支持，也需要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及竞争优势，明确本区域内的产业发展重点，通过实行精细化和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从而不断提升多种产业的整体水平，促进全国制造业各产业的共同发展。例如，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造，要依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升级为高附加值加工制造或是高新技术产业，切不可一概而论。

　　我国要实施智能制造强国战略，在相关部门的联动和衔接机制上也需要深化改革。一是整合各政府部门的相关资源，建立跨部门及相关战略的联动机制。二是由行业协会及相关企业代表参与，明确制造业的需求与核心问题。三是整合各类制造联盟，按职能划分定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目前国内已知的此类联盟多达数十个(不含地方、企业自身联盟)，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力，是重要课题。

　　知识和技术对于提高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制造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需要改革科研体制，营造创新环境，建立健全科技评价体制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强调以企业作为自主创新主体，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行业协会之间开展深入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学研究与生产应用有机结合。

　　在德国，不少中小企业被称为“隐形冠军”，是创新的动力与源泉。要提升我国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议从以下几点着手:一是加强立法，维护中小企业的发展权益和市场平等竞争的地位。二是增强中小企业协同大企业形成产业链的能力，增强中小企业自身生存能力，减少恶意兼并风险。三是强化为中小企业的配套服务建设。联合各级政府、行业协会、金融机构、高校与研究部门，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共享、政策咨询、产业引导、业务办理、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融资扶持、贷款、担保、信用评级和税收减免等配套服务。四是加强中小企业创新专项项目支持力度，提供中小企业用于创新与转型升级的专项资金。五是促进中小企业按行业和地域组成产业集群，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及优化利用。

　　与德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基础较弱，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要采用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技术路线，量力而行，不能太超前，并不是所有的企业或者企业中所有的环节都需要实现工业4.0的全部理念。各级政府需要根据不同的企业情况实施不同的扶持和推广政策。

　　在推进过程中要注意发挥本国的优势。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计划得益于其强大的信息产业，德国的“工业4.0”依托于其领先的工业基础。鉴于我国拥有全球最齐全的制造业门类，发达的互联网络以及成功的电子商务平台，建议在未来智能制造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良好的信息技术基础环境，把握“互联网+”在工业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实现具有影响力的技术创新，着力培养和发展系统集成商、关键技术提供商和软件供应商，从而形成我国的智能制造技术生态圈。

　　推进“中国制造2025”要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实行制造业发展全国一盘棋和分类指导相结合，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各地要明确创新发展方向，不能一哄而上;全国要编制更详细的发展规划，把有限的资金更多用在若干重点领域、重大工程上。

　　多方协同创新，弘扬工匠精神

　　当前制造业已经趋于全球化发展。因此，在国际合作中务必需要加强与美德等工业发达国家的政府深入合作，绝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只是表面的信息互通上，而且要加强智能制造中核心问题的深入讨论，实现我国与世界工业强国的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需要注重结合我国优势，在标准化等重要议题上实现与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以及我国智能制造标准的国际化对接，建立相互借鉴、相互参考、相互融合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

　　同时，我国应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多方参与的协同创新体系，以强化创新能力建设;通过法律法规，明确企业、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在整个创新体系中承担不同的职能和分工，肩负着不同使命。其中不仅要发挥大型国有和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还要为提高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制定政策，保证其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而科研院所需要制定多元化投入及科研创新机制，不仅需要注重理论创新，也要注重应用基础创新和成果转化。如德国马普学会主要从事尖端基础研究，100%由联邦与州政府提供资助;赫姆霍兹学会拥有德国最好的科研仪器设备，主要针对大型问题从事基础研究、预防研究和关键技术研究，政府拨款比例为联邦政府90%，州政府10%;弗朗霍夫学会主要从事应用技术研究，为企业、政府部门提供技术服务，各研究所经费约三分之一来自于政府拨款，剩余部分来自于对外技术服务。

　　高校应构建多元化的科研考核评估机制。明晰研究型大学、应用技术型大学和职业技术院校各自的职责分工与科技创新评价标准体系，避免高校“同质化”和“唯论文论”。研究型大学应注重基础研究，评价标准以发表高质量论文为依据;应用技术型大学应进行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评价标准以专利数和成果转化为依据。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在于人才，需构建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完善职业教育体系。通过研究型大学、应用技术型大学和职业技术院校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和技能型的高素质人才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研究型大学应注重前瞻性理论创新的人才培养;应用技术型大学应通过跨专业选修课、实训基地和社会实践等培养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职业技术院校应注重技能培养，突出强调技能的实用性。

　　纵观德日制造业由大变强都从提高产品质量着手。而我国制造业长期以来主要通过价格竞争取得市场份额，龙头企业则通过参与制定较低的国家和行业标准以保证自己产品顺利投放市场，这严重阻碍了中国产品质量的提高。未来发展中应以提升产品质量为重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保证;提高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质量监督和召回制度;建立“质量为本”而非“价格为先”的采购制度;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严把质量关，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打造国际品牌。

　　此外，现阶段，建议国家和各级政府给予智能制造领域政策税收等扶持，加大对工程师、实业家及科学家的宣传与奖励;鼓励企业树立以质量为先的实干精神和专注、专业和专心的创新精神;培养工程师养成敬业、严谨、诚信、认真、实在的习惯;促使工业精神与工匠精神构成制造类企业核心文化，助推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