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丨十九大后中国外交务实创新更上层楼
来源:中国网
作者:陈向阳 责任编辑
吕苏娟
2017年10月15日 09:33:31
未来5年,中国外交将在十九大新精神指引下,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为“新阶段”护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进一步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未来5年世界不确定不稳定与中国崛起关键期叠加,十九大后的中国外交将继往开来,稳中求进、有的放矢、优化创新,护航“新的发展阶段”,助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未来5年世界变局:不确定不稳定的高风险时代
未来5年(2017-2022)大致处于《十六大报告》所提“重要战略机遇期”(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尾巴”,既是“第一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冲刺期,也是“第二个百年”战略目标的起跑期,还是国际秩序新旧交织、新陈代谢的过渡期。一方面,世界力量对比“东升西降”、“北消南长”,西方大国内耗持续、内向加重,“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有望、顺延可期;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7.26讲话”所指出的,分析国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当今世界正步入不确定不稳定的多事之秋,主要特征有三:
一是“五化”叠加演进且各有新变化。
国际格局多极化呈现多“级”化,世界主要力量在综合实力上呈现“一超六强三层级”,第一层级是美国,第二层级包括中国、欧盟、俄罗斯,第三层级包括英国、日本、印度;经济全球化遭遇强劲逆风,西方大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反全球化逆流涌动;社会信息化双刃剑效应突出,互联网将全球“一网打尽”同时暴露网络安全脆弱性,人工智能突飞猛进潜伏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异化风险;文化多样化更加凸显,非西方模式走强,文明对话曙光与冲突阴影交织;国际关系行为体日趋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形形色色、亦正亦邪、能量惊人。
二是危机常态化,“黑天鹅”层出不穷。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存,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启动“缩表”后果难料;2011年突发的中东北非危机至今未了,各方均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名各取所需,难民问题持续,战火延烧、重建艰难;2016年开启的欧美政治与社会危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等)未有穷期,欧洲多国民粹势力滋长,美国种族矛盾加剧;气候变化加重与极端天气频发;经济、地缘、政治、社会、环境危机此起彼伏,危机“外溢”、“叠加”效应加剧,当今世界仍很不太平。
三是中国“国际正能量”愈发显著的同时,“崛起关键期”中外互动更加敏感复杂。
《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公报》(2017年10月14日)在总结十八大以来5年成就时指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现已“坐二望一”,既是仅次于“一超”的“多强之首”,也在新兴大国之中独占鳌头,树大自然招风,对外拓展必然引发外界反弹反制,乃至遭遇前后“夹击”。正是在此背景下,当前大国博弈更趋激烈,大国关系重组更趋复杂,一些西方大国联手个别新兴大国加大对华“围堵”。与此同时,中国崛起“成长的烦恼”有增无减,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倍增,外界炒作“忽悠”不止,国内民众对中国外交的高期待与国际社会对中国“坐大”的高焦虑叠加,崛起关键期“诱惑”多多、“陷阱”不少,不可不慎、不可不察。
十九大后中国外交:以“四个新”护航“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7.26讲话”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未来5年,中国外交将在十九大新精神指引下,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为“新阶段”护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进一步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一是在战略文化上弘扬“新王道”。基于五千年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战略自信,古为今用、返本开新,弘扬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恩威并施、内外兼修的“务实王道”,并在与唯利是图、唯我独尊、迷信武力的“霸道”的竞争中,不断彰显中国的“正能量”与“人间正道”,从而实现“得道多助”。
二是在指导思想上贯彻“新方略”。基于不确定不稳定的高风险时代,基于中国“崛起关键期”,坚持“稳中求进、行稳致远、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新方略。一方面要“稳”,稳打稳扎,重点预防因树大招风而被“前后夹击”。未来5年要有坐稳“世界第二”的战略耐心和战略毅力,打好民族复兴的“新持久战”,善于开展借力周旋、拓展空间的外交“新游击战”;另一方面要“进”,进取进步,针对外交“老大难”与新挑战,敢于并善于啃“硬骨头”、破解难题。要善于捕捉战机,该出手时就出手,适度适时发起“速决战”与“攻坚战”。
三是在外交布局上促进“新平衡”。一方面,巩固落实过去5年既有尤其是多边外交成果及部署,量力而行、以我为主参与全球治理,兼顾承担“大国责任”与增进大国权益;另一方面,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周边,直面周边热点难点,在“中美邻”博弈中扩大战略主动权。包括:
针对陷入恶性循环的朝核危机,兼顾近期与中长期目标,当务之急是防乱防战、维稳维和与劝和促谈,长远之计是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推动南北和解,敦促美朝双方相向而行、共同降温;针对中印边界争端,加强前沿部署与后勤保障,果断处置突发事件,对印度既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扩大合作,也要强化威慑、反制、牵制,善于以斗促合;针对南海及东海钓鱼岛问题,完善设施建设,强化力量部署与实际控制,同时推进双边对话、争取共同开发,有效反制第三方搅局渔利;针对周边某些国家勾连,保持警觉,并与有关国家加强联合、予以反制破解;针对周边国家政局波动,通过“创造性介入”施加积极影响,在东道国广结善缘,妥善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安全。
四是在博弈能力上实现“新跃升”。强化涉外风险管控,重点包括:管控大国关系风险,针对个别国家“外强中干”新特点,灵活博弈,精准反制。关注美国内政新动向,坚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用好用足经济、战略、人文、执法四大对话机制,把握特朗普总统虚张声势、容易反复、好做交易的特性;管控边境、朝鲜半岛、南海等周边安全风险,捍卫领土主权,维护地缘利益;管控“台独”风险;管控网络空间风险,维护“网络主权”,妥善应对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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