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基层干部被工作手机“绑架”究竟哪错了

　　近日，一位乡镇干部在微信中描述了自己“沦为微信工作群奴”的状态：多个部门的微信工作群每日必报到并传报相关材料；他的“副包”（即包村工作副手）每次出门要带五部工作手机，里面有各部门不同的工作系统要填报，所有手机２４小时保持开机。
　　说实话，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如果仅仅让我“照料”五六部手机，并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保证手机不遗失、维持其２４小时不间断运作、不搞混各手机对接的单位，就已经很头大了。可这些基层干部还得每天应付来电来信、落实工作要求，真是大写的“服”。
手机太多反成负担手机ＡＰＰ、微信群等“现代办公工具”为什么会成为基层干部的“坑”？先来听听这位干部是怎么说的。他说，“六点起床，赶到村里八点多。从昨天晚上十一点多睡觉到现在这会儿的功夫，微信工作群的信息已经‘炸’了……”
　　他随口就列出了那些“比较重要”的工作群：乡镇工作群、乡村工作群、某县医保群、某县农保工作群、某县卫生计生群、秀美某县、某县环境卫生群、某县扶贫攻坚群、某乡党建工作群、某县扶贫第一书记群、某村村民群、某村党支部交流学习群，等等。
　　而他的副包，也就是另一位包村干部，则排开一桌的手机。这位干部自嘲：“眼前出现这画面的可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修手机的，一种就是我们乡村干部了。”
　　这么多手机是干什么的？综治网格员专用手机、统计员专用手机、扶贫干部专用手机、农业综合服务员专用手机、纪检干部专用手机……还真是各司其职。
　　在外人看来，上级发手机似乎是一种“福利”，但眼前的这些“福利”对这些基层干部来说，却成了沉重的负担。走到哪里，这些手机都得有一个专门的“手机包”，光重量就有的罪受了。而由于每天应付手机ＡＰＰ系统和各种各样的“微信工作群”，让部分乡村基层干部几乎把相当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应付手机上，更重要的工作却沉不下去。一些上级负责人由于会把工作群作为开展工作的捷径，需要什么原始素材，直接让乡村干部通过手机报上来。
“工作留痕”变成走形式在我看来，基层干部被这么多工作群和手机所绑架，很大原因在于相关部门对“工作留痕”已经出现了形式主义化的倾向。
　　这位干部这样描述他们的下乡状况：“现在去下乡，进村第一件事，不是去村委会布置工作，而是先到挂点的贫困户家去合个影，然后再找手机信号，因为要手机扶贫ＡＰＰ签到，上传帮扶日志和照片。这叫‘工作留痕’。”
　　这种工作留痕的初衷，其实是方便上级对基层干部的检查和管理。有照片、有定位、有记录，是对“称职干部”的要求。留下这些工作痕迹，至少表明该干部到达了工作地点，开展了相关工作。但如果这样的形式不能真正抵达其实质，出现群众反感其“作秀”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普通群众面对走形式的工作方式再正常不过的反应。
　　正是对“工作留痕”的要求过于简单化，不考虑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甚至不考虑基层使用“高科技手段”的客观条件，生生把“加强管理”的好经给念歪了。
别让工具的使用本末倒置过去是满天飞的各种表格，现在是满屏的各种工作群。形式变了，但形式主义的本质没有变。以现代化办公的名义搞形式主义，新瓶装的还是那些旧酒。
　　再往深里讲，这位基层干部的“吐槽”，可能只是基层干部苦于各种应付式工作的一个缩影，却可以从中窥见得一些机关部门的形式主义甚至官僚主义作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但是，并不容易由此说他们搞了形式主义。为什么？因为从形式上看，他们抓得更“实”了。
　　你说与上传群众合影是走形式，他说这是加强管理，能证明干部到了村、入了户，有利于工作落实。你说工作群天天报各种材料是走形式，他说这是上级为掌握基层情况而出的“实招”。你说非得让干部漫山遍野找信号上传材料是走形式，他说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地通信条件的困难。
　　我想，手机ＡＰＰ、微信工作群等现代化的办公手段，如果被准确有效地使用，是可以提高基层的工作效率的，甚至可以减轻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但是，工具的使用不可本末倒置。如果用于提高效率的工具反成了基层干部的负担，那么，肯定是措施在设计或实施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以专用手机为例。如果真有安装工作ＡＰＰ的必要，何不只要求安装ＡＰＰ而无须增添专用手机？或者，为何不可通过县级层面的整合，只发一个专用工作手机，把各部门的ＡＰＰ都装在一个手机上？更不要说各部门用财政经费招标购买手机可能造成的浪费和可能带来的寻租风险了。
　　我想，那位基层干部希望的，是上级部门多接一点地气、少一些“套路”，不要让干部从人民公仆变成“手机奴仆”、“微信工作群奴仆”。这大概也是基层干部的共同心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