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当有“摒弃株连思维”的共识

　　6月9日，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打击盗窃民航旅客财物犯罪专项治理行动办公室”就近日发布的一则含有“株连三代人”“飞天大盗之家”等言语的公告发布声明，称“有关乡镇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方法简单不当，法律意识淡薄”，对此表示歉意，并及时撤回通告。

　　打击盗窃犯罪，本是正常的维护治安举措。发公告敦促犯罪嫌疑人尽早归案，本是常见的执法办案动作。可当地那一纸公告愣是引得一波争议汹涌而至，究其原因，就在于告知内容中部分措辞与拟采取的举动明显不妥。比如，若犯罪嫌疑人逾期未归，必要时将在电视台曝光其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将其全部拉入诚信系统并限制出行，甚至在其家门口、村口悬挂“飞天大盗之家”的牌子。这些大招指向很明显——通过“一损俱损”的捆绑式惩戒，对嫌疑人加码施压，让他们在直接警示与旁敲侧击的合力震慑下早些投案。

　　听起来强硬，但这或许也是出于无奈：几名嫌疑人常年在国外航班上行窃，负面影响在外，又滞留境外，拒绝回国配合调查；公安部又责成当地调查，破案办案压力大，所以当地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治理行动办公室。祭出“株连”的招数，也是被迫出此下策。从效果上讲，这可能也比程序繁琐、成本不菲的追逃来得更有效。

　　即便如此，发出“株连式追逃”公告仍背离了法治精神：现代刑法坚持的是“罪及个人原则（也叫罪责自负原则）”，正所谓“刑止于一身”，这就要求，办案和进行刑事责任归属时不能随意搞扩大化。

　　而对几名嫌疑人家人进行“老赖”式处理，还直接挂“飞天大盗之家”的牌子，明显已越了界：一人违法，不能全家连坐。用诚信系统作为工具惩戒可能无辜的嫌疑人家属，或是直接给他们扣帽子，涉嫌滥用信用系统，涉及公然侮辱或损害他人名誉。

　　这也容易让人想起上个月媒体曝光的“村民房屋被喷‘涉毒家庭’”事件：在广东省惠来县鳌江镇，因为有家庭成员涉重特大制贩毒，10户人家房屋外墙上被政府人员用漆喷上了“涉毒家庭”的字样。此举遭曝光后引发轩然大波，当地官方后来也发声明称“已意识到有不妥之处”。

　　都是为了加强震慑，都是采取株连的法子，都是引发争议后纠正。从喷“涉毒家庭”到发“株连三代”公告，也表明了，基层有些地方、部门仍存在法治意识盲区，所以轻易突破法治精神约束，为了除恶务尽不择手段，哪怕有些手段是“反法治”的。特别是罗山县的争议通告，在殷鉴在前、争议未完全消褪的情况下，就堂而皇之地用上了“株连”字眼，还用了江湖味十足的“飞天大盗”表述，实在不妥。

　　虽然说，这些地方这样做都与形势所迫有关，罗山县是已被当地这几位“飞天大盗”拖累形象，惠来县则在2014年先后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毒情严峻重点关注地区”“制毒严重通报警示地区”，“非常时期”想采取“非常手段”本意可以理解，但守法是底线，依法是前提。动辄迷恋“连坐”“羞辱刑”，是想以非正义的方式实现正义，也注定事与愿违。

　　这些年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地方念紧了“依法行政”紧箍咒，整个社会的法治观念水位也在提升。那种“罪人以族”“孥戮”的“重刑连其罪”思维，早已被扫进了观念垃圾堆。

　　可越是这样，越要警惕个别地方、部门“带头违法式执法”动摇部分人法治信仰的情况：无论是有些地方依旧迷恋的“公判大会”或“对罪犯游街示众”，还是打击犯罪时的连坐做法，都于法无据，但又总能借尸还魂。

　　本质上，姓“公”的部门执法本身也是一种“普法”，也只有自身执法先“依法”，才能凭着以上率下的价值传导链，带动普通民众守法。

　　法治社会，应有“摒弃示众和株连思维”的共识，而不能容许“有权任性”。基于此，有必要实现普法教育对那些“法律意识淡薄”人员的精准触达，让他们懂得跟示众、株连之类的做法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