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资逆袭”焦虑背后的真问题

　　大学生起薪比不上农民工?针对这一说法，人社部近日回应称，事实并不是这样，“农民工逆袭”只是个案。调查显示，同期毕业，学历越高起薪越高。2015年应届毕业生总体的实际签约月薪平均值为4793元，农民工月均工资刚刚迈过3000元。(5月27日《北京晚报》)    

　　“农民工工资逆袭大学生”这一本来经不起考究的说法竟引发了人社部的回应，这一说法流传之广由此可见一斑，社会对这一说法抱有的焦虑之普遍也由此可见一斑。    

　　表面上看来，公众对“农民工工资逆袭”的焦虑源自公众对“知识贬值”“知识无用”的焦虑。毕竟，上了四年大学、学了四年知识，如果毕业之后工资水平还达不到同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难免令人怀疑大学期间所获取的知识是否能兑现成毕业后的收入，进而难免令人怀疑上大学的意义与价值。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上大学的主要目的，无非就是获取更高、更稳定的收入。实际上，人社部的回应也是基于这一角度而做出的。    

　　但再加分析不难发现，这一焦虑的背后实际上是“身份制”这一文化心态的体现。    

　　“身份制”在我们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在帝制时代，民众被划分为不同的身份，每种身份都对应着不同的权利，占据着不同的社会地位。1949年以后，身份制依然在我们国家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工人有工人的身份，干部有干部的身份，农民有农民的身份，每种身份同样对应着不同的权利，由此也形成了浓厚的“身份制”文化。而“身份制”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意味着不同的身份权利的多寡与地位的高低。    

　　时至今日，“身份制”文化依然在我们社会中阴魂不散。实际上，所谓“农民工”这一称呼就是身份制文化的例证，这一称呼严格限定了这一群体的身份，他们虽然做着工人的工作，但身份依然属于“农民”，相应地，在政治权利上，他们依然只能享有“农民”这一身份的权利，而不能享受“工人”的待遇。    

　　而大学，在传统中就意味着身份的转变。在过去，上了大学，农村户口就可以转为非农户口，这实际上就是身份发生了改变。相应地，身份的改变就应该带来权利的改变，以及由权利而派生的利益的变化。这也就意味着，从“身份制”及其背后的等级制来看，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就理应高于农民工。    

　　所以，对“农民工工资逆袭大学生”的焦虑，乃是基于对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所派生的更多的权利与利益的诉求，背后还是“身份制”文化在发挥影响。如果仅仅将其理解为对“知识贬值”的焦虑，那就无法解释，何以社会基本不关心本科、硕士、博士的收入差别问题，基本不关心高校青年教师的收入问题，基本不关心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的收入问题。同样，也无法解释，何以社会看不到农民工群体在实践工作中同样可以获取知识。    

　　更严重的是，“身份制”在我们社会中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或者心态，也并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遗产”，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大学毕业生可以考取公务员，可以进入比较稳定的国有企业，可以在大城市中以较为宽松的条件落户，其子女可以在城市中接受教育;而农民工，他们既不能考取公务员，很难进入国有企业，享受不到在大城市落户的宽松条件，甚至其子女也只能做“留守儿童”。这种现实就是“身份制”文化持续存在而无法消亡的土壤，也是社会对“农民工工资逆袭大学生”感到焦虑的基础。    

　　农民工工资与大学生工资孰高孰低，本应是个具体问题分析的问题。工资的高低乃是一系列具体的要素、条件综合形成的，高有高的理由，低有低的成因。但社会对其普遍的焦虑及其所凸显的“身份制”文化，使这一问题变了味。对此，我们社会当有所警惕，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