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变发出了什么警讯

　　15日，土耳其以空军和宪兵为首的少数军人突然发动军事政变。不到24小时，政变即告流产。官方数字显示，政变过程中有161名平民与警察被杀，104名叛变士兵被击毙，共计265人死亡。局势初定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展开清洗行动，2800多名军人被逮捕，2700多名法官和检察官也遭拘捕，其中包括土耳其第二、第三军军长和最高法院法官。埃尔多安还指责流亡美国的前政治盟友、葛兰运动领袖法图拉·葛兰策划了政变，要求美国政府将葛兰引渡回国受审。

　　对于这起未遂政变，许多人解读为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派与宗教势力的又一次交锋。自凯末尔将土耳其带向“世俗化和民主化”的80多年里，土耳其军方始终扮演着监管角色。过去，土耳其军方至少曾四次以政变方式介入政治，并起到了防止土耳其向“大奥斯曼主义”转变的作用。就此来看，此次军方发动政变，确有可能是历史的重演。但是，历史未必总是那么相似。近20年来，土耳其军方的政治功能已渐渐淡化，特别是埃尔多安执政后，军方历经更迭，多数高层都是埃尔多安的坚定支持者，军方到底还保留了多少“凯末尔主义”的余脉尚不可知。而且，在政变初期军方声称已经控制局势时，也没有提出什么政治方针以争取世俗派公众支持，许多参与政变的士兵甚至以为只是一场演习。这场草率至极、缺乏动员的政变，更像是个别军方将领的率性而为，而谈不上是主义之争或是对军方光荣传统的捍卫。

　　政变究竟因何而起，或许未来才能揭开谜底，或许将永远封存于历史。但是，政变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显现。首先，埃尔多安的绝对地位由此得以强化。过去，在世俗权力上能够与之抗衡的是军队和司法系统，在意识形态上能够与之抗衡的，是由土耳其一直蔓延到中亚一带的葛兰运动。现在，这两方面的竞争对手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其次，土耳其社会伊斯兰化的进程有可能大大加快。过去的十多年里，在经济增长和埃尔多安执政的大背景下，土耳其社会或多或少地已偏离了凯末尔确定的世俗化方向。军方政变集团的轻易瓦解和对政变军人实施私刑的纵容，客观上扩大了宗教势力在民众中的话语权。

　　这将让西方大为头疼。土耳其之所以敢于以参与政变的空军飞行员曾在北约空军基地加油为名封锁因吉利克基地，敢于要求美国交出葛兰，而美欧只能作空泛的反对政变的表态，很大程度上缘于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土耳其既是叙利亚战事的关键局中人，又是中东难民进入欧洲的主要入口，美欧必须计算土西交恶造成的利益损失。此外，中东过去强人倒下造成的乱局，也迫使西方面对埃尔多安这样的强势领导人时谨慎从事。

　　不过，虽然埃尔多安目前对内对外都处于攻势，但并非没有挑战。政变本身已经表明，土耳其社会和主要政治力量，都处于激烈的转型和重新组合当中。对于志在比肩凯末尔的埃尔多安来说，如果不能平稳掌控这股大潮，土耳其社会滑向极端化，那么土耳其的内外部环境就都将出现不可控的巨大变数。不到24小时的未遂政变，或许已是一个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