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为何成为份子钱的“重灾区”

　　农村熟人社会，有好也有烦。亲朋好友、乡亲之间联系紧密、来往频繁，有啥难事一呼百应、守望相助，这是好事。不过，“圈子化生存”也有不少烦心事，“份子钱”就是其一。一是名目繁多，农村份子钱已从最初的婚丧嫁娶，扩展到孩子满月、生日、上学、当兵以及老人过寿、生病、搬家等等;二是行情看涨，份子钱数额近年水涨船高，一路飙升到数百甚至上千元;三是人心不古，有的人为了赚钱，一年能摆两三次酒，摆完了“生日宴”，摆“升学酒”，一年下来，光份子钱就收不少。你盯着份子钱办酒席，别人也不傻，不会老做“亏本生意”，于是办酒席、收份子钱在一些农村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成为一种“新乡愁”。有农民编顺口溜:年年办酒有搞头，两年办酒打平手，三年才办冤大头。

　　不论如何玩，“份子钱游戏”最终成为一种负和博弈:送出去、收回来，总额不见得减少，但在这过程中，大摆酒席、铺张浪费不可避免，还可能耽误生产。哪怕身在农村，许多人对此也是深恶痛绝，很多时候随大流，不过是人在江湖。一些农村也开始觉醒，想办法叫停疯狂的“份子钱游戏”。如云南文山天保村，为了对份子钱陋习说“不”，由全体村民“签字画押”，形成村规民约。据村委会主任介绍，“我们初步算了一下，与往年相比，今年全村办酒席的场次减少了85%左右，为老百姓直接节约资金300余万元。”(见昨日《中国青年报》)

　　应该说，份子钱本身并没有问题。一方面，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份子钱维系了农村社会最低限度的人情往来。在婚丧嫁娶各种活动中随份子，就像给机器注入润滑剂，对维持农村社会良好运转大有帮助;另一方面，农村份子钱散发出浓浓的互助性质。在过去，农村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生产效率比较低，婚丧嫁娶等家庭大事，仅靠一家一户难以完成，往往需要邻里乡亲、亲朋好友伸出援手，于是便有了凑份子钱这回事。问题在于，如今份子钱已经变味甚至异化，一些人办酒席收份子钱，早就超越上述两种目的，敛财目的太明显，游戏就不好玩了。

　　农村成为份子钱的“重灾区”，法律法规管不到，签订村规民约或许是个好办法。形成共识、签下保证，对村民是一种行为约束，对村干部是一个管理依据。一些人开始难免不适应，甚至言行不一，若有一个强有力的村干部班子，严格以村规民约治村，久久为功就会养成一种风气。此前有报道称，山东淄博的南太合村，早在30年前就订立了这样的规矩:无论红白喜事，主人不准大操大办，留下来吃饭的只有近亲属，份子钱一律只有5角钱，据说这个规矩一直坚持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