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义为何能多行

 黑龙江省望奎县低保局局长开假牌车被举报，并被交警证实。该局长在记者调查采访时扬言“整死”记者。(10月19日《黑龙江晨报》)

 开假牌车，还要“整死”记者，这个局长的乌纱这回恐帕戴不成了，这不是未卜先知，而是经验可鉴——类似例子早已不鲜见。丢掉乌纱既是咎由自取，更是拨乱反正。事实上，这个局长的胡作非为绝非偶然。公开场合都是一副流氓腔，私下里又会如何，不言而喻。即使他今天没有出事，明天也会出事，迟早而已。能伪装一时，但不能伪装一世，多行不义必自毙，是百试不爽的因果逻辑。

 然而更值得反思的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还看到了“自毙”之前“多行不义”造成的危害?又为什么非得等待“多行不义”后的“自毙”而不是“他毙”在先，以遏止“多行不义”?从这个角度考量，“多行不义必自毙”其实是暴露了监督制约机制的迟钝。坊间议论质问道:这样无法无天的一个人物，是当上了局长之后才变得无法无天的，还是早就无法无天却依然当上了局长?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需要一个蜕变的外部环境，其间也肯定有无数蛛丝马迹，为何要等到这时候才被被暴露出来?

 显然，尽管“自毙”了，但仍须追究当初的乌纱是怎么戴上去的。是怎么动议的，谁提名的，谁考察的，谁拍板的……都应当追溯。倘若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仅仅就事论事，恐怕论来论去，还是一个“务虚”。从某个角度看，追究“不义”为何能“多行”，比一个“自毙”的意义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