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大学精神，校庆不过是一场热闹

　　前些年，在一部东北很流行的乡村题材电视剧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桥段，就是“办庆典”。小孩满月要办庆典，出生要办庆典，甚至怀孕了也要办庆典。说起来，“办庆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绝不仅是东北的地方特色，而在全国各地都具有普遍性。

　　当然，万物皆有源，万事开头难。个人、机构、团体，都可庆生祝寿，借以凝心聚力、沟通内外、彰显精神，这是人之常情。大学承担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功能，为校庆精心筹备一番也是情有可原。

　　透过众多喧嚣的校庆，一些喜庆场面的背后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借庆典之机巧立名目、虚张声势的有之；空耗人力、浮夸做作的有之；格局一旦变小，吃相就不免难看。乱花渐欲迷人眼，一些校庆的价值和功能也就逐渐迷失在这些乱象之中，越发言说不清了。

　　庆典是盛大的、充满神圣感的仪式，而仪式是有其教育功能和作用的。按照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看法，仪式的功能在于凝聚社群、增强团结和强化认同。这种凝聚力，来源于在庆典这个特殊的时空场域中，所有的参与者具有身份上的同一性。在母校的面前，所有人都是学生，都是孩子。所有职业、地位、收入乃至肤色、民族、宗教上的差异，都要退避三舍。平素被淡忘的群体认同被重新唤醒，所有人卸下厚重的面具。在校庆的餐桌上，没有部长、局长、老总，他们无非是虚长几十岁的学长、校友。

　　正因如此，2002年、2012年南京大学在其百年校庆和110周年校庆接待活动中，一经提出“只认长幼不认尊卑”“序长不序爵”的工作原则，就立即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是回归了校庆以校友为本位的正途。

　　成功的校庆都是相似的，失败的校庆则各有各的缺憾。从应然层面说，一场校庆活动成功的关键在于弘扬大学文化，彰显大学精神。

　　2014年以后，中央和教育部关于高校发展的有关文件中，越来越多地以“大学文化”替代传统的“校园文化”的表述。大学文化包含又不仅限于校园文化，不只是组织学生、策划活动、打造品牌这样的习惯思维，它需要超越项目制的思维定势，全方位地营建一种体现学校特色、注重个性发展、崇尚创新精神、培养实践能力、强调道德教化的人文环境。

　　校庆特别是百年校庆，往往是大学文化建设补短板、大跨越的难得机遇。围绕校庆展开的校园环境规划、整治和建设，会在一段时间内把偌大的校园变得处处都是工地。但如果安排得当、设计合理，也可能成为慰留后人的宝贵财富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笔。比如，复建抗战时期被日军炸毁的老校门，塑造重要校史人物的雕像，挖掘整理传承创校先贤和前辈名师治学治教的理念，为学校道路、楼宇命名等等。

　　置身这样的校园环境中，才能够让人感慨一草一木皆有故事、一砖一瓦足见精神，才足以让今人感恩先辈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创业过程。而这些文化建设活动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大学的文化自觉。俞吾金先生在一次演讲中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人住在三楼，他每天都爬楼梯，但你若问他一共有多少级台阶，他未必答得出来。同样，我们在一所大学工作、学习、生活，每天身处其中，虽然习以为常，却未必自知自觉。一所大学在历史上所承载的苦难与辉煌，她的文化传统和内在精神，需要通过文化氛围的营造和文化符号的解码，来发现和再激活。

　　很多高校会在校庆特别是百年校庆之际，展开文化大讨论，有时会形成学校精神、校训、办学理念、校风、学风的一揽子方案并对外发布。学校精神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是统摄其他文化元素的根本；校训是对学校精神的展开，是学校的座右铭，也是最为精炼和最能体现一所学校风格特点的表述；办学理念是学校精神和校训在办学活动过程中的反映；校风、学风是上述精神风貌的进一步具体化。从逻辑上说，应当是大学的内在精神传统催生了高度凝练的大学校训，实际上各个高校大多是“先生孩子后起名”，往往是先有校训，再根据校训来“执果索因”，反溯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旨在确保学校的核心理念与核心价值、师生的精神风貌和气质特色得到彰显。

　　我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也将在2017年迎来它的百年华诞。这所出生在南京、成长于上海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高等商科大学，在其百年发展中不屈不挠、屡仆屡起：既有过服务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成就，也遭受过日寇侵袭、战乱频仍之苦；既有计划经济时期“关停并转”、撤校复校的怅然，更有改革开放时期大展拳脚、报效国家的快慰。然而不管任何时候，首任教务长马寅初先生所题“经济匡时”的校训，始终是这所学校培养的学子们共同的精神图腾和人格特质。

　　有着类似多舛命运和坎坷历史的大学，可谓多矣，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精彩故事值得挖掘。大学不同于个体。个体是越来越衰老的，而大学却会日新又新。个体是从懵懂逐步成长成熟的，而那些风云际会中应时而起、应运而生的大学，则往往在其创立伊始，就确立和展现了足以引领百年的高远目标和恢宏气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校庆的意义，就在于回溯历史，追比先贤，不忘初心，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