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后现代总统的到来 特约

　　赵可金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最近一段时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人们在猜测着他上台后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其中，担心和忧虑几乎成为主流的意见。事实上，之所以产生这个局面，主要是因为特朗普代表着一种新的总统政治形态，那就是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创的所谓“现代总统”走向后现代总统，总统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那种在宪政框架内积极有为的总统，也没有退回到20世纪之前那种在宪政框架内消极无为的总统，而是一种积极突破体制和走向公众的任意妄为的总统。

　　后现代总统:不再是学术话题

　　从学术界的主流来看，将总统政治划分为19世纪的传统总统政治时期和20世纪的现代总体政治时期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总统政治运作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推动总统政治权力进入了第三个纪元:后现代总统时期(the Post-modern Presidency)。1988年，美国学者瑞安•巴利勒克斯(Ryan Barilleaux)和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分别于1988年和1989年先后出版了广受关注的《后现代总统与后现代总统制:罗纳德•里根之后的政府机构》和《后现代总统:白宫遭遇世界》一书，在书中，两位作者认为现代总统职位已经终结，新的所谓后现代总统时期已经出现，他们大胆主张后现代总统时期已经取代了现代总统时期。这一先锋观点引发了学术界热烈讨论，关于后现代总统的研究成为当前美国学界的一个潮流。

　　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后现代总统并没有引起争论和混淆，它仅仅指超越了现代总统阶段，都认为现代总统时期已经耗尽了其全部能量，逐渐被后现代总统时期所取代。最早掀起“后现代总统”争论的是美国学者瑞安•巴利勒克斯。巴利勒克斯认为，后现代总统开启了美国总统政治的一个新纪元，比如总统特权的复兴，诉诸公众和谋求所谓的“修辞总统”成为后现代总统的重要特征，总统的“厨房内阁”都大大超过了内阁，副总统逐渐从美国政治体系中不起眼的角色转型为总统的重要顾问。从特朗普当选后的一周内的表现，几乎条条都在印证着这一方向，比如大胆决定一些挑战政治正确的政策，喜欢在公众热点话题中被讨论，任命亲朋好友和家族成员进入转型团队等，都预示着特朗普将可能塑造一个真正的“特朗普王朝”。

　　显然，后现代总统的真正冲击力是一种制度领域的变化，呈现为一种不同于现代总统制的新形态。面对个人化政治、财政赤字压力和制度变迁问题，后现代总统必须确保占据一个与现代总统完全不同的地位，必须将积极实施总统特权和各种公众政治结合起来，用来抗衡那些与民众交往有道的国会议员，有效地将其政策推销给国会和普通大众。

　　缔造后现代总统

　　为什么美国会出现后现代总统?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在美国也有很多学者质疑究竟是什么变化如此巨大使得可以用一个全新的总统时代来标识?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否足以支撑起后现代总统的出现?美国的地位是否真正改变使得总统改变了国际交往中的传统地位?等等。

　　第一个原因可能来自于冷战终结后的新国际环境。1993年4月，斯蒂文•斯达克(Steven Stark)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一任后现代总统》(The First Postmodern Presidency)的文章，文中提到比尔•克林顿总统承担了一个比其前任总统规模更小和更加精练的办公机构，结果，克林顿不得不比其前任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冷战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总统的权力。由于冷战中介和大众传媒的变革，克林顿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和文化已经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甚至罗纳德•里根在位时期已经完全不同。冷战的终结极大地改变了总统在国内外事务中的角色。在国内事务中，总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冷战为手段捍卫自己的政策和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总统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也日益消退。冷战的终结，总统必须调整角色学会在新的环境下实施治理，总统越来越成为一个在国内事务上受到诸多羁绊的总统，总统必须学会凝神聚力来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到国际上横行霸道。可以预料，特朗普对国内的兴趣将大大高于对世界的兴趣，他说要从世界收缩不是空穴来风，美国所处的环境要求总统必须把国内事务摆到首位。

　　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大众传媒和新媒体的出现。尤其是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普及后，在去中心化和碎片化媒体时代，利用“绝佳讲坛”直接诉求公众已经不再足够。随着网络的出现，广播电视的影响被削弱，总统必须学会适应新世界。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化及其影响，总统不再是一个国际事务的主导角色，而是一个十分有限的角色。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真正改变了美国总统所处的政治生态，总统必须改变仅仅讨好精英的传统套路，要学会迎合那些持后物质主义世界观的选民，对他们而言，总统不能只是理性的决策者，更应该是感性的志同道合者，敢爱敢恨是选民看重的感性品质，美国人已经厌倦了道貌岸然的政客，更喜欢敢作敢当的性情中人，因为选民知道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第三个原因是后现代主义世界观的影响。美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后现代主义越来越从边缘走向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因此，后现代总统的精神世界中，后现代主义越来越占据日益显著的地位，在后现代政治时代，形象意味着一切，政策已经不再重要，这是为什么特朗普自始至终走公众路线和对骂路线的原因所在。

　　作为影子的后现代总统

　　不过，迄今为止，后现代总统还仅仅是一个刚刚破题的领域。罗斯和巴利勒克斯的贡献在于成功地将“后现代主义”概念引入总统研究领域，尽管他们对后现代总统的原因和效果持不同看法，但都没有清楚揭示现代总统的终结和后现代总统的开始。根据巴利勒克斯的逻辑，具有战略思考能力，参与公众政治能力，设置立法议程能力和使用高级管理能力是后现代总统必备的能力，这一点还只是总统个人适应环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不足以支撑起“后现代总统”的政治形态。

　　后现代总统的主要职责集中于守护、妥协、限制和财政责任，其前提是美国已经衰落。事实上，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总统仍然是世界事务中十分显赫的角色，现代总统制仍然是后现代总统的物质载体，“后现代总统”即使存在，至多也不过是现代总统政治的影子而已。因此，即便特朗普从美国国内的需要想要做一个后现代总统，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和地位也不予许他这么做，美国社会的改变也许冲击了现代总统安身立命的基础，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却始终把一个现代总统的营盘巩固得十分坚固。可以预想，特朗普上台后，在外交路线上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他还会像他的前任那样说一套，做一套，在真正事关美国利益的问题上，特朗普还会放弃理想，迁就利益，这一点恐怕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其实，特朗普不是疯子，更不是傻子。作为一个长期在商界摸爬滚打和在媒体混个脸熟的玩家，特朗普的嗅觉是很灵敏的，他知道在什么时候耍酷，但也知道在什么时候该瞪起眼睛。从一周内的表现来看，他表现出很娴熟的外交技巧，既可以和普京总统灵活周旋，又可以与习近平主席说一些客套话，还会巧妙地安抚安倍那颗不安的心。对于美国外交来说，不需要说太多话，做太多事，仅仅几个回合就可以看出特朗普并不像外界所担忧的那样，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人们也许更需要听其言，观其行，更加耐心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