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薪照顾父母”还需多方制度配套

　　北京市政府近日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职工带薪休假制度，方便子女在老年人术后康复、临终关怀等特殊时期直接照顾老年人。”(11月22日《京华时报》)

　　在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养老形势下，施行“子女带薪照顾父母”，显然有利于改善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失能”和“空巢”老人的养老处境、增进他们的养老福祉;对于子女来说，“带薪照顾父母”无疑也是一种明显的“利好”，不仅能够促进他们履行好敬老这一伦理责任，也能大大减轻其经济负担。而对于社会来说，也具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在经济层面，有助于更合理均衡地分配养老成本，在社会道德伦理层面，也有利于彰显“慎终追远”这一中华传统美德，进而推动“民德归厚”。

　　然而在现实中，要想真正落实“带薪照顾父母”，又存在不少难题，急需相关制度配套。比如，立法方面的配套。虽然2012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将“常回家看看”入法，但如何具体落实这一规定，进而实现“带薪照顾父母”，目前还没有具体细化的制度安排。现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也没有涉及“带薪照顾父母”方面的内容;而《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尽管涉及这方面内容，但这一在1981年出台的规定，已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

　　除了立法问题，执行方面的难题更值得关注。 因此，要确保“带薪照顾父母”落实，一方面，需推动立法方面的配套，通过修订完善带薪休假和探亲假等相关制度，尽快填补相关法律空白;另一方面，也要在法律执行方面，健全完善相关制度配套，如面对“带薪照顾父母”可能给用人单位增加的用工成本，政府应考虑配套出台相应鼓励政策，如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税费减免来分担这种成本，从而激励用人单位积极主动配合“带薪照顾父母”的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