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急需“过劳死综治办”

　　连日来，苏州24岁工程师、厦门青壮年医生、成都34岁小伙等多人因频繁加班熬夜而猝死，引发关于“过劳死”的新一轮关注。据报道，中国一年60万人“过劳死”。受制于保障法规的缺失，“过劳死”难以界定为工伤及相应索赔，而阻击“过劳死”，靠的绝不仅仅是个人调剂减压，而急需制度化维权保障。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人口的缺口只会扩大，怎经得起“过劳成职场新常态”，数十年的人才培养因几年的过劳而折损?也许未来职场，都需要成立“过劳死综合治理办”，监察违法违规的过劳由谁担责?

　　近日公布的《2016年度加班最“狠”公司排行榜》，前十名多为电商、IT通讯、视频网站、智能出行等行业。某电商以最晚23时16分下班、每月加班20天的成绩“荣登第一”。打车软件的一份《2016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则显示，深圳“荣膺”珠三角最爱加班城市。而历年的“过劳职业排行榜”上，IT通讯、广告、媒体、交通、物流快递等职业都“居高不下”。

　　“加班文化”的泛滥，已经让“不加班”成为企业招聘时可以高调宣传的“员工福利”，让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爆红，让“加班城市排行榜”引发全民围观。然而工作效率并不等同于尽可能免费地延长工时压榨劳动力，相反，高强度加班的连轴转模式，反而会降低工作时间的执行效率。更严重的是，持续加班熬夜是诱发“过劳死”的主因之一。

　　“过劳死”本不是病，而是一种社会学现象，即因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心理压力大，诱发潜在身体疾病急剧恶化，救治不及而致命。美国疾控中心将“过劳死”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日本则于今年10月通过了首部“预防过劳死对策白皮书”，明确了“过劳死认定标准”为死亡前每月加班80小时以上，并承认“过劳死”的两种情况:与超时工作相关的心血管疾病死亡，以及与工作相关的心理压力造成的自杀。国内当前“过劳死”案例中，主要死因也集中在心脏病、脑溢血以及工作压力大引发的抑郁症自杀等几类上。

　　但在中国，由于“过劳死”暂时无法可依，维权艰难。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在工作时间和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职业病防治法》限定职业病为“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发的疾病”;《劳动法》则规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然而，“加班文化”泛滥下职场竞争压力大，移动办公软件的兴起在解放上班族手脚的同时也让人面临24小时“随时随地无处可逃”的隐形加班，不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间的手机办公、笔记本办公算延长工时吗?更不用说某些“弹性工作制”的劳务合同，让劳动监察部门也较难界定何为持续加班。

　　人非机器，不能任意重装重启、拆换零部件后运行如初，即使可以心脏搭桥、器官移植，人体的承受能力也有极限。今天的加班过劳，积重难返后轻则导致亚健康，重则伤身致命。随着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人口的缺口会更大，哪经得起“过劳死”再来折损?也许未来职场会新增一个标配部门:“过劳死综合治理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