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解体看中国道路

　　1991年12月25日，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立国69年的苏联正式宣告解体。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道路的意义，会有新的认识。那么，究竟怎样认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又揭示了21世纪社会主义什么样的未来呢?

　　中国道路揭示现代化之路并非西方一条

　　现代化中国道路的开辟并非是为了超越西方道路，而在于揭示了现代化之路并非只有西方道路一条，最根本的目标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中国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开端是与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遭遇西方列强并一次次失败的情形同步的。中国唐宋时代把农耕文明推向了极致而到达鼎盛。根据英国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约33%，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时的中国并不知道这些数据，更不知道西方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已迈入工业文明时代。鸦片战争的失败震醒了无知和沉睡的中国社会，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士绅阶层第一次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不过，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并不知道现代化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加之战争失败等因素，魏源等人也只是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上，也就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制服西方。至于后来有人提出的现代化，主要就是“西方化”“欧化”，“制夷”被弱化，完全是“师夷”甚至是“袭夷”(模仿西方)了。蒋廷黻的认识倒是比别人前进了一大步，他认为现代化就是“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的思想方法之普遍化”。当然，蒋廷黻对现代化的概括没有目标取向，但他指出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不在于是否“超越”谁，而在于自身是否能够实现“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的思想方法之普遍化”。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现代化的概念，但他在《资本论》中也提出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他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

　　►第一，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展示了现代化的一种景象，即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至少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发达程度;

　　►第二，就如何达到发达程度的问题，马克思没有讲，也就意味着路径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选择的;

　　►第三，马克思也没有论及究竟什么样的路径来达到发达的程度，这表明选择什么样的路径不是意识形态决定的，并没有一种路径超越另一种路径的意识形态的意蕴;

　　►第四，马克思只在乎达到发达的程度。

　　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与恩格斯就提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必须大大增加生产力总量。不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指明“提高生产力总量”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提高生产力总量”，是为了无产阶级既要摆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也要摆脱人对物的依附关系。当然，最终还是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提高生产力的总量”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的解放。

　　诚然，苏联社会主义建立后的确是在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但是，它并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更多的是从战争的角度和巩固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角度来考虑的。即便是在二战后的和平时期，苏联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为战争和争霸来发展生产力，其结果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被战争与争霸消耗殆尽，从而走向亡党亡国。

　　因此，中国道路所开辟的现代化之路，不在于是否超越了西方道路，而在于是否能够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以，在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中，不要总是强调“超越”，而要强调通过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以此来展示现代化道路存在着多样性的选择。

　　是“中国道路”而不是“中国模式”

　　中国的确开辟了一条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独特之路，但中国道路不是完成时，还处于进行时。把中国道路视为完成时，那就很容易让人觉得中国道路是一种完善的现代化模式，也正是因为这样，有的人才把中国道路称之为“中国模式”。

　　实际上，中国道路需要从两方面来思考。一方面，中国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落后贫困的状态，彻底告别了短缺时代。同时，中国沿着中国道路迈进了国际体系且从边缘区域走向了国际体系的中心区域。但另一方面，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而为了更快地实现中国的发展，中国道路有时候是绕开问题来谋发展的。这些过去绕开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瓶颈。也正因为如此，全面深化改革越来越需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由此可见，中国道路并非完成时。

　　所谓进行时，就是指中国道路是不断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进程。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恩格斯就指出，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不断革新的过程。19世纪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思潮、一种运动、一种对未来的设想，只是游荡在欧洲的幽灵。然而，随着资产阶级内部竞争的日益加剧，社会主义最终因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而站上历史舞台，并且在欧洲取得了局部性、阶段性的胜利。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主义从运动、思潮走向了实践，而且在落后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政权从一国走向了多国。这不仅证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多样性，而且也彰显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多样化。

　　但是，在苏联的干预下，社会主义道路就只有一种模式，即苏联模式。苏联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的时候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政权为根本标志的。然而，苏联却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公有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同时，由于“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制度”的全等式，使苏联短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现代工业国家，直至又在二战后的二十多年里建成了一个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也正因为如此，苏联自己也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而也要求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中国也必须按照苏联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凡是与苏联不同的就是非社会主义的，必然要被苏联视为是反苏联、反社会主义而遭到苏联的惩罚。这不能不说是违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

　　如果把中国道路视为完成时的“模式”，其必然结果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等各项改革的停滞。因为“模式”是定型化的框架，是固定化的轨迹，更是容易陷入僵化的制度设置。而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表明，中国的各项改革一刻也不能停止。如果不深化当前的改革，中国社会就有累卵之危。苏共亡党亡国已经25周年，其内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被延误了的改革导致苏联丧失了自我调适的机会。因此，不能把中国道路视作一种定型化、完成时的“模式”。

　　中国道路展示21世纪社会主义怎样的前景

　　21世纪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呢?是否仍然是社会主义用革命的手段战胜资本主义?在我看来，21世纪并不存在俄国在20世纪初开辟的革命方式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21世纪或者说从苏联解体以来，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面临的传统军事威胁被非传统安全威胁所取代，甚至可以说，非传统安全已上升为世界主要的威胁。尤其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环境问题、气候变化问题、难民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有效治理必须要加强国家间的紧密合作。这些威胁是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而是非正式的亚政治力量对世界主流社会的挑战和威胁。因此，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时，都不得不加强跨国间的合作治理。这也就意味着，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在全球进行和平共治、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可以“拿来”资本主义某些积极的因素，资本主义也在吸收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化历史实践的产物，而且也大胆地吸收了世界各国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并用中国智慧对它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

　　不过，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并非是趋同的。任何时候制度都关乎人的权利和义务，但究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还是所有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同的制度，情形是不同的。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关乎少数人的权利和义务，而社会主义从诞生开始就高举着为了所有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也是以此作为未来理想政治秩序的目标。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就提出，未来社会的价值最求就是“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苏联社会主义曾经成为少部分人追逐特殊权利的工具，并在苏共体制内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权阶层，恰恰是这个特权阶层最终导致苏共亡党亡国。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前车之鉴，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强调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全面从严治党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的就在于增强党长期执政的能力，以中国发展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