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理论的现实启示

　　2016年12月10日至11日，由省社科联主办的第四届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经典与当代”学术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分社科片和人文片两个专场，分别由浙江财经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承办。社科专场的主题是：经典的再审视与全面深化改革；人文专场的主题是：经典的再审视与浙江精神新发展。全省140余位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参与了研讨。与会青年学者从改革发展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回溯、学习、梳理经典理论，探讨从经典的解读以及结合现代文献的梳理中，得出富有价值的启示或建议。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经典理论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提供了启示。

　　浙江大学范良聪博士从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论》和《国富论》中认为，斯密从未忽视德性之于一个美好社会的重要性，并一直以此来指引自己构建社会秩序理论。他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关注情感导向，而不是像现代经济学那样强调冷冰冰的理性治理基础上的计算。

　　浙江财经大学卢成仁副教授从马塞尔•莫斯《礼物》的解读中认为，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分析方法内化着从地方性、特殊性中分析、整理和提炼一般性的工作。全面深化改革中要用一般性来说明这种特殊性，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浙江大学陆青副教授读贡塔·托依布纳的《多元现代性》和《私法的社会学启蒙》，梳理了其社会系统理论，并以民法为例，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理解和应对当下复杂纷扰的改革环境以及多样的利益诉求，改革应该对社会的多元特征有所回应。

　　现实问题的破解之道

　　经典理论也为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破解路径。

　　浙江工商大学蒋樟生副教授从奥利弗·哈特的《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中所阐述的不完全契约理论逻辑框架得出启示，认为当前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应完善缔约环境，提高干预效率；完善市场结构，降低资产专用性；改善治理结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完全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浙江农林大学陈海嵩教授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认为要加快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需要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下，认真对待“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关系，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统一标准”与“特定标准”的关系，以及中国国情与国际经验的关系。

　　温州大学余官胜副教授读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梳理了熊彼特的3个关于创新的重要观点，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为有效推动企业家创新，应从确保企业家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企业家创新的制度保障，完善企业家创新的融资环境和降低企业家创新的外部成本等多个方面推动供给侧改革。

　　浙江财经大学游和远副教授认为，中国经济若要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必然要求重塑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阶层，并以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建立起能够适应新常态的经济模式。

　　浙江工业大学张锐博士从解读科特勒的《社会营销：计划社会变革的一个方法》中得出启示，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营销理论能够指导提高公众的支持和参与度，可以辅助构建有感召力的公共组织。

　　浙江师范大学陈占江副教授读费孝通的《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江村经济》等著作，从费孝通先生的现代社区建设理论出发，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应注重现代社区建设，将个体拉回社群并在二者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重构乡村的现代价值并实现城乡关系的和谐，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并在基层真正形成“自治空间”。这是避免新型城镇化中出现“城市过密化”，解决城市病和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

　　浙江工业大学王萍副教授根据网络化治理理论，认为在社区治理中应建立多个节点的合作纽带，构建合作网络的监控机制，促成和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

　　浙江精神的历史内涵、实践生成与新发展

　　来自人文学科的青年学者或追溯传统、或立足西学，追踪学术界的最新动态，通过学科的交叉与对话，围绕“浙江精神”的历史内涵、实践生成及其价值取向等问题展开了跨学科的交流与讨论。

　　从人文学科的视野观照“浙江精神”，与会学者们更关注“浙江精神”的历史渊源。不少学者论及了“浙江精神”对于浙东学派、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并通过经典的再审读，将历史经典与当下浙江实践做了颇具问题意识的联结。

　　浙江传媒学院赵莉副教授提出，以阳明心学为主干的浙东学派深刻地影响了浙江老百姓的主体意识、创造精神与实践品性，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源泉。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刘秀峰教授则上溯到南宋时期的金华学派（又称婺学、吕学），发掘出被后人忽略了的吕祖谦思想与实践，细析吕祖谦汇编的《家范》作为南宋时期的经典家规，对浙东南的重要影响。

　　杭州师范大学的诸葛沂博士则追述了王国维、蔡元培、鲁迅、丰子恺等6位浙江美育的先行者与开拓者，并以此论及中国近代美育的萌芽、发展与浙江人文传统的特殊关系。

　　学者们也从王阳明《传习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先秦经典《考工记》《敦煌写本文献学》《礼书通故》等著作的研读中，挖掘浙江精神的历史内涵。

　　从哲学高度解读浙江精神的总体性内涵，也是学者们论述的热点问题。

　　嘉兴学院彭冰冰副教授认为，浙江精神是特殊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历史文化、红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激荡的产物。

　　浙江理工大学何卫华副教授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观出发，论述了中国梦的文化功用，认为人文学科不能仅停留在阐释的层面，同样也应深入到实践层面。

　　浙江师范大学周海金副研究员认为《圣经》中“约”的观念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契约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吕慈仙从罗尔斯《正义论》出发对当下教育政策的解读，吴兴智以《民主的意义及其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为基础讨论了现代民主的意义与社会条件，刘于思从后物质主义视角对公众环境态度与行为的多层次分析，都显示了学者们的多维理论格局与宽阔的学术视野。

　　文学、历史、语言学科的学者们也从自己的研究出发，加入了对当代浙江精神的讨论。

　　浙江财经大学邵斌副教授借鉴了2011年哈佛大学米歇尔与艾登提出的“文化组学”研究方法，考察了浙江文化在西方影响力的发展演变，认为在过去200年间，西方对浙江文化的关注由物质到非物质，由表及里、逐渐加深；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浙江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力迅速提升。

　　浙江工业大学王姝副教授关注到当下文学中“浙商”形象的失语现象，认为文学“为富不仁”的惯有叙事模式造成了对时代主角——“浙商”的遮蔽，贴近现实的文学书写又是怎样提出了对进步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

　　浙江外国语学院陈科芳教授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回顾了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对中西文化交流与选择提出自己的看法。

　　衢州学院魏俊杰副教授从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论及历史研究的科学化与人文性失却。

　　青年学者们纷纷表示，对浙江精神人文内涵的深入解读，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必须跨越学科界限，贴近浙江实践，承担起人文学科应有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