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周易》），中华文明有了这种日新月异、自强不息的精神，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情怀就油然而生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这种历史遗产的当代表述之一，就是“文化多元，和平共处”。中华文化复兴即中华文明复兴。中华文明复兴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中华文明理念在当代的建构和发展。这是我们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自我意识，是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当代走向的深刻反思。

　　中华文明复兴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保障

　　中华文明将作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一种东方文明，在未来几十年间发展成为有自己特色的、在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类文明，甚至可能在许多方面弥补、矫正目前西方文明的不足和偏颇。这种历史的大趋势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从思想、理论和学术的角度讲，当前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正在复兴的伟大文明，在虚心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时候，竟然模糊了自己根本性的文明理念。我们正在复兴自己的文明，但我们似乎不大清楚自己文明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一旦我们找准了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核心理念，对于各种可能的误解、担忧甚至偏见就不必辩解了。辩解是自信不足的表现，也是对他人信心不足的表现。自信不足，别人更容易对我们不信任。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家不理解我们没有关系，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理解、关心、信任别人，为别人着想；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想对了没有，自觉了没有，自强了没有。一个拥有自己文明核心理念的民族将更加自信，真诚、公开、谦虚、自觉、清晰、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想和方略，以此求教于兄弟国家和民族，展开交流和互动。

　　是否存在中华文明理念？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历史悠久的文明，理所当然地应该具有自己文明的理念。最初它可能是单纯的，甚至是简单、质朴的。在世界各个文明发展的历史中，研究者总是能够或明晰或隐约地看到一种文明内含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其中的核心理念。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来说，无疑存在着中华文明的基本理念或核心理念。炎黄时代无文字记载可考，“三代”有了文字，有了文献记载中的“历史”，至今已有五千年。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以至当代中国，中华文明及其理念表现为一种发展、演化的线索或脉络。如果按照华夏期、夷夏期、中印期、中西期、中世期（中华和世界全面互动共赢期）来划分中华文明历史，那么从理论上说，每个大的时期都应有各具历史特点的文明理念。

　　中华文明理念作为中华文明的观念内核或基本精神，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结晶，是各个历史“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这种“文化的活的灵魂”，反过来又成为使这种文明得以延续的基本程序和取向。在当代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里，这种理念正在提炼升华之中。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奋斗实践中，这种理念的雏形已经出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的反复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迅速发展而又历经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三四十年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近些年来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使中华文明复兴的理念逐步清晰起来。这也是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课题。明确把握和贯彻中华文明复兴的理念，特别是其中最根本、最基本的理念，是当代和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思想保障。

　　怎样看待中华文明的理念系统

　　中华文明包含众多理念，或者说自有其理念系统。对此，历代学者作过多方面的阐释。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理念系统，难以定论，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需要对华夏文明中各个重要理念加以考察、揭示、阐发。在华夏文明的理念中，诸如动与静、阴与阳、道与法、公与私、取与予、得与失、兴与衰、成与毁、仁与义、礼与法、名与实、德与才、诚与信、理与情、家与国、己与人、战与和、分与合等等；诸如民本、亲民、新民、日新、创新、创业、革命、改革、传承、守成等等；诸如一家人、一家亲、不见外、大一统、协和万邦、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四海为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民胞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等等；诸如中央与四方、国家与家国、封闭与开放、德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小康与大同、君子与小人、自力更生与谦逊好学、失道寡助与得道多助、自强不息与诸佛加持、无拘无束与铁板钉钉等等；这些在现代语词中保留或包含的华夏文明理念，尤其需要予以注意。

　　其次，需要对其他文明（首先是西方文明）中各个重要理念加以考察、揭示、阐发。亨廷顿在对西方文明加以概括后，提炼了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等八大特征，贯穿于其中的理念是可以进一步提炼的。黑格尔就将历史哲学集中在“自由”理念上，称之为绝对精神，具有西方文明核心理念的特征。亨廷顿在论及“个人主义”时，基本上也是谈西方的“自由传统”、“自由主义”，并把它与东方的集体主义相对照。而当亨廷顿谈论“天主教和新教”且称之为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时，就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相通了，个人自由和上帝或绝对精神的关系出现了，西方和东方的对比凸现了。

　　然而，亨廷顿所说的西方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实实在在的白人精神。西方理念的逻辑核心是同一律，而同一律的生活形象在亨廷顿那里是白色的，是白人精神，甚至只是白人中那些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精神，这种同一律会与有色人种的文明冲突。文化冲突表现为人种文明的冲突，这就是亨廷顿心中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但出现在全球，而且集中在当代美国自身，因为美国是白人起家的国家，现在正在经历着人种全球化带来的文明全球化。而其外在的表现，则正如亨廷顿所说，苏联解体，“使得美国不仅没有了敌人，而且有史以来头一次没有一个借以给自己定位的对立面”。如果美国人真的都这样想，或者主流美国人都这样想，就可见美国式的自由和独立是何等脆弱和缺乏个性。

　　不过，立足于自身文明的中国人的战略，不会受到这些杂念的干扰。我们“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方针，乃是内生内需的，是独立不倚、自主自在的。我们相信这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中国对此充满希望和期待，但不受“对立面”的干扰。对于中国“内功”来说，真正的对立面就在自身。那种要靠一个外在的对立面来证成自身的脆弱的人或心态，中国也有，只是不占主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才是我们自求进步的永恒内力。

　　再次，需要对各种文明（首先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理念作简要的对照、分析和阐发，以求对当代中华文明核心理念的凝练、发展和创新有所推进。

　　中国历来讲“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倒过来讲更好：不同而和，异中求同。这样，无论西方人的自由，还是中国人的自在，都可以相互转化和融会。中华文明观念中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素位而行、自得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中体现的大自在，具有极为鲜明的中国特色。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