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有理微观点（12）｜两场大会指出人工智能方向

　　无论是在6月27日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还是在6月29日召开的“世界智能大会”上，“人工智能”都成为当之无愧的热词。与专家以往对人工智能会造成人们大量失业的悲观预测不同，此次，多位领军企业代表、专家学者，都对人工智能持乐观态度，认为人工智能不会造成失业，而是赋能人类。同时，人类也要学会思考自己的优势，迎接与机器的比赛。

　　潘云鹤(中国工程院院士)：

　　人工智能现已在世界迅速升温，未来人工智能不仅会有量的大发展，还将进入质的大飞跃。人工智能的应用，出现了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跨媒体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和自主智能系统等概念方向，包括用在智能城市、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方面进行研究。

　　我们不能只看人工智能的胜利，更要看到人工智能的变化。过去人工智能更注重机器如何模仿一个人的智能，但现在人工智能科学家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变化，计算机的智能和人的智能毕竟不同，只有将两者结合，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而且互联网可以把数量巨大的人群联系起来，形成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这才是人工智能2.0时代的发展方向。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

　　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能够阻挡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时代的到来。人类要明白自己“要”和“不要”的是什么，没有必要害怕人工智能，没有必要害怕自己被取代，人类需要知道的是如何驾驭人工智能。机器不应该成为人类的对手，应该成为人类的助手，共同迎接未来人类共同的麻烦和问题。

　　Sonmez(世界经济论坛执行委员会成员)：

　　人工智能不会让人失业，而是赋能给人类。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人们收集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帮助医生来看更多资料、研究。关键是我们要确保训练人工智能在正确的轨道上，要保障人工智能不会做危害人类、危害社会的事情。比如说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无人驾驶不会把车撞向人类。

　　在电气时代发生过恐怖的事情，电器着火就会让火势蔓延，这就要求制定电器标准。人工智能时代也需要标准，这个标准需要创业公司、大学、国际机构来共同制定。一旦人工智能做了我们并不希望的事情要怎么办?我们和政府、企业紧密合作，相信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是光明的未来。人工智能帮助人们更有效率地工作，人类可能有更多时间去娱乐，去享受快乐。我对人工智能持乐观态度。

　　维沙尔・西卡(印孚瑟斯公司首席执行官)：

　　平心而论，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只是初期，到底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还是一个问号。以人类大脑举例，目前人工智能很难形成对人类的威胁，更不用说完全替代，因为人类做决策的这种独特的方式，就连人类自身都很难解释清楚是怎么做出来的，更不用说把这种方式传导给“人工智能”机器人。

　　我们大脑的一部分是负责打网球的，另一部分是负责讲英语的，这是不同的两个部分。如果要清晰地讲解大脑的不同部分是做什么的，非常难。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虽然比以前要好得多，但是有时候还是非常难去解释人类的一些行动和行为，或者做特殊的决策等等。

　　帕斯卡尔・丰(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

　　人类很长时间在任何行业、方方面面或许都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老师。人教机器的需求一定会有，比如机器外科医师，肯定得有人的外科医师来教，去培训，所以需要有人的专长。我们讲到持续学习，或者终身学习，这是人的一个特质。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

　　孩子们应该从现在学会思考未来，从教育方面去思考，未来聪明的机器会不会淘汰人类，而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仅仅死背书本，仅仅学习数理化，如何迎接与机器的比赛?要让下一代明白，未来的100年是智慧的时代，未来对孩子们在“育”上如何多花些精力，去学习思考培育自己的创造能力。要去做一个“优秀”的人，请记住人是有智慧和创造力的，而机器只有智能。

　　创意和创新，来自于人类艺术天分的能力培养。这是人类的生存条件，如果没有好奇心和创造力，这个世界一定会非常危险。

　　-----摘自新华网2017年7月3日

　　政党博弈恶果频现西方政党政治陷入泥潭

　　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实践一再证明，西方的政党制衡与博弈，多以裹挟民意、绑架国家利益、加速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这一点在当今西方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政党恶斗加剧政治极化。西方国家的政治运作基本上是以政党为载体的，执政党和反对党经常实现角色互换。随着政党博弈愈演愈烈，政客为取悦舆论或特定选民，往往特立独行走极端，导致缺乏理性和包容的“否决政治”盛行，从而加剧了政治极化和朝野矛盾。

　　政见分歧导致议会立法和监督功能不断弱化。议会里多党制衡虽可防止政府揽权，但往往容易导致政府“短命”，更导致议会运行效率低下，立法和监督功能不断弱化。

　　政党民粹化恶化了政治生态。当前，西方一些政党挟持民意，对抗传统精英政治，政党理念主张和活动方式日益民粹化。一些草根型政治领袖借助民众对现行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的不满，批判当前政治的腐败和议会民主的低效无能，其反传统、反权威受到民众欢迎，从而赢得较高支持率。

　　国家重要决策被利益集团绑架。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美国的民主政体已阻碍能真正促进公益的政策或改革的形成。奥地利国民议会议员雅若林认为，西方政党政治党争无休无止，导致重要决策被利益集团绑架。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7月2日

　　政党博弈损害国家利益

　　政党之间围绕权力进行博弈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常态，虽然这种博弈有利于政党之间相互监督，但它往往是以妨碍国家发展进步为代价的。西方政党政治遭遇的困境，不仅可能给国际体系建设和国际协作带来重大障碍，而且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具体而言，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对党的竞争会威胁国家的统一，特别是存在地方性政党的国家。

　　二是政党博弈过程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各政党候选人通过中伤、抹黑对方以赢得选举的做法，会严重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形象。

　　三是政党博弈使政府施政缺乏安定环境，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难以有效推进。

　　四是政党博弈使西方政党成为分化社会的工具。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7月2日

　　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三重危机

　　当代西方政党政治正陷入内源性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主流政党政策选择供给的危机。这种危机显然是欧盟国家中主流政党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在如何正确回应当代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传统中产阶层裂变和解体、贫困群体类型与数量急剧扩张这一问题上，连续执政两届的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刚刚上台执政的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从根本上说都不能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提供适当的政策选择。

　　激进小政党政治代表性的危机。对小政党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它的政治代表性，而不是选举实力。而且，选举实力较弱的小政党，往往有着更激进的意识形态取向。而真正的问题是，激进小政党所提出的政策选择很难说是代表区域整体利益或者国家长远利益的，甚至可以说是直接与之冲突的。

　　代议制民主模式的危机。在代议制民主模式不断改善的基础上发展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无疑是一个理想而正确的方向，但指望用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的无序引入来取代代议制民主，来掩饰和遮蔽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则只会制造一些看似色彩艳丽的“民主轻喜剧”。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7月2日

　　什么叫中国共产党的韧性

　　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认为：

　　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场被看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一个被看好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从来不是一条两边鲜花盛开、中间铺上红地毯的道路。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后恐怕也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从根本上说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

　　毛泽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领导人;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还有一条什么道路也能胜利。都试过了，都不行;中国共产党能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毛泽东居功至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下来的。毛泽东、朱德都是极富历史自觉的领导者。什么叫历史自觉?就是历史主动性和在重大转折关头的历史担当。具有这样素质的领导者，不是简单地顺应历史，而是主动地创造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斗争的团体、战斗的团体、夺取胜利的团体。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经济财富这三个基础上，才加入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集体自尊是最大的凝聚力。一个国家没有集体自尊，就会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为全体中国人带来的最大成果就是集体自尊。

　　----摘自北京日报2017年7月3日

　　全面依法治国本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社会学院法学所所长、研究员李林认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领域的法制改革，属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范畴。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引领、规范、推动和保障等重要作用。

　　推进依法执政，从制度体制上贯彻落实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原则，本身就是一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全面转变的深刻革命，是执政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的最为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然司法体制改革属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立法体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法律监督体制改革、全民守法体制改革、党领导法治建设的体制改革等等，当然应属于政治体制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法律的革命”。推进科学立法，不仅涉及如何完善立法体制、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立法质量、立法实效、法律体系等的体制机制问题，而且涉及如何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落实人大宪法权力、加强人大监督、发展人大民主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推进严格执法，不仅涉及如何改革完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方式，加强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规制约束等问题，而且涉及如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等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推进公正司法，必然要求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甚至把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推进依法执政，从制度体制上贯彻落实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原则，本身就是一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全面转变的深刻革命，是执政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的最为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

　　----摘自北京日报2017年7月3日

　　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鞍钢认为：

　　中国经济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一是1978-2011年的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9%。二个是2011年之后的经济新常态阶段，实际上也是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在7%以上。现在，我们的经济从30高速发展转向“稳中求进”，从“快”字当头转向“稳”字当头。

　　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来看，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取得很好的成绩。国内方面，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这两个目标我们都已经提前实现。国际方面，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5.5%，比2012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影响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加减乘除”保证中国经济“稳中有进”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可以用“加减乘除”概括我们的经济措施。

　　第一是做加法，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各种新兴产业都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和发展，尤其是在信息金融、知识经济、旅游经济、健康经济等领域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第二是做减法，主要是淘汰落后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同时减少政府对市场不合理干预和对市场主体不合理管制，降低实体经济企业各类成本。

　　第三是做乘法，发挥四“创”对拉动发展的乘数效应。这四个“创”首先是“创业”和“创新”。其次是“创富”，包括物质财富、文化财富、生态财富、知识财富等。最后是“创智”，现在我们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五年位居世界首位，我们需要把专利资产变成具有市场价值的资产。

　　第四是做除法，降低能源消耗密度、资源消耗密度。我们要降低能源消耗强度，降低碳排放强度，还要降低其他资源的消耗强度，比如水资源消耗强度、土地资源消耗强度等。

　　可以说“加减乘除”是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重要保障。

　　五类政策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从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开放程度等方面看，我们仍然可以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5%到6%，甚至6%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更关键的是通过有效的政策手段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总体来说，有五类政策可以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第一，通过产业政策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第二，通过市场机制相关政策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促进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的发展。

　　第三，通过创新政策更好地鼓励研发投入，并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资产，鼓励企业创新。

　　第四，通过开放政策打造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我们的企业不仅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内配置资源，也要在全球配置资源。

　　第五，通过绿色政策推动绿色生产、绿色制造、绿色消费，让绿色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总而言之，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之手，继续推动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并使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使用一些政策工具、政策手段，促使我们的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到去年为止，我国正式注册的市场主体数已经超过了8000万，预计到2020年会突破一亿以上。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提高市场活力，鼓励人们创业、创新、创富和创智。同时还要大幅降低市场各类显性成本、隐性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等，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目前，中国经济不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发动机”，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宏观经济“稳定器”。只要我们能够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就能够继续为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光明网2017年7月3日

　　品牌之争的背后，是生活价值观的改变

　　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可能会孕育出一批高品质的本土品牌甚至是伟大品牌。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发展得这么快。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从果汁、化妆品到牙刷，被国际大牌拿走的市场份额，正慢慢被本土品牌拿回来。中国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去年增长3%，但本土企业销售额增幅超过8%，相比之下，外国品牌只增加1.5%。

　　消费升级的过程，本质上是消费者自我价值认定变迁的过程。消费的递进，就是生活观念的演进。品牌偏好的变迁史，即是最生动的生活史。1954年，欧莱雅推出的一次性剂量香波，被认为“彻底改变了法国人的卫生习惯”。从这个角度讲，品牌间最终竞争的，不只是价格高低、包装美丑、渠道宽窄，更是对一代人生活价值观的理解。谁理解得更透彻，谁就更可能取胜。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7月3日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企业的物权、债权、股权等各种财产权以及创新收益;通过清理涉企收费、摊派事项和各类达标评比，铲除乱收费、乱摊派、乱评比，保护企业合法经营权益。

　　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应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构建有利于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机制，对企业家给予更多包容和鼓励。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构建诚信制度体系，培育尊重合法致富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念。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7月3日

　　《资本论》依然放射着真理光芒

　　今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历经时代变迁，它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依然放射着真理光芒。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

　　首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分析和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必然性以及其运行过程和经济社会后果，因此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论》在一些西方国家又成为畅销书。目前，一些西方国家也在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德国《商报》今年4月13日发表《资本论及其剩余价值》一文，其中写道：“直到今天，谁想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一再产生危机，他就绕不过这部著作。”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资本论》第一卷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部著作属于“人类的记忆”，因为它“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运动有巨大的影响”。

　　其次，《资本论》所揭示的商品经济规律，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其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特点和有关发展生产力的一些基本原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可见，《资本论》并没有过时，依然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和思考。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7月3日

　　减，为了更好地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做好减法，持续简政放权、减税降费、减少低端无效供给，已成为当前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经济持续企稳向好的关键因素。

　　减出空间，新动能加速成长。

　　减出活力，市场主体蓬勃发展。

　　减出动力，创新驱动加快实现。

　　减，是另一种形式的加。一系列政策措施做减法的背后，是改革的全面加力。减，也是为了更好地加。减审批增活力、减税费增动力、减速度增效益，经济增速、财政收入的“减”，换来的是增长质量、内生动力的“加”。

　　中国经济正在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只有更坚决、更彻底地“减”，才能换来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地“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7月3日

　　权力或导致大脑损伤

　　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中刊登了一篇题为“权力导致大脑损伤(Power causes brain damage)”的文章，作者杰里·尤西姆(Jerry Useem )援引一系列心理学、神经科学的新研究指出，权力的副作用不只是令人迷醉、致人尤西姆指出，当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将权力比作“一种最后将会杀死患者的同情心的肿瘤”时，他的论断是比喻的而非医学的，然而，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教授Dacher Keltner在多年的实验室和田野实验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在跨越20年的研究中发现，受到权力影响的实验参与者表现出和受到创伤性脑损伤后类似的行为：更加冲动、更低的风险意识、更不擅长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

　　尤西姆接着介绍称，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Sukhvinder Obhi在对大脑的研究中也有相类似的发现。在对有权和无权的大脑进行经颅磁刺激时，他发现权力损害了一种特定的神经过程：“镜像反映(mirroring)”，而这可能是同理性的基石。这一发现也为Keltner提出的“权力悖论(power paradox)”提供了神经学基础：“人一旦拥有权力，就会失去某些最初获得权力时所必须的能力。”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Susan Fiske认为，权力降低了细致理解他人的需要，因为权力提供了本来需要连哄带骗地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资源。但是，越来越多的见诸报端的大公司丑闻显示，很多领导者的傲慢已经越过底线成为愚蠢了。

　　----摘自澎湃新闻网2017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