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担起国家转型和发展的责任——让莫干山精神薪火相传
来源:马洪基金会
作者:马洪基金会 责任编辑
郑亚丽
2018年07月18日 17:13:14
莫干山会议对“八十年代新一代”的崛起起了助推作用。
(本文系2018年5月27日,常修泽教授在马洪基金会“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专题报告会上的发言。本站特摘录部分。)
一、上山之“源”:深圳特区初创五件事
我从深圳这儿说起。最近,在过去40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用两年多的时间,我带着我的研究团队出了一本书《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终于在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这本书中,我对深圳特区的由来、产生和发展做了简要叙述。
第一件事,1979年1月。那是一个春天。不是有一首歌“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老人到了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吗?事实是,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访美归来。我估计他受到了某种启发和感悟,于是召集了几位老的工商业者、红色资本家,找他们谈话,包括胡厥文、胡子昂和荣毅仁先生等。邓小平跟他们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和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等等(见《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第45页,以下不一一作注)。第一个响应邓小平号召的,是深圳人熟悉的袁庚先生,袁庚当时是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第二件事,1979年1月31日。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等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李先念、谷牧)汇报时提出一个要求,请在深圳划一块地方由香港招商局成片开发,建立“蛇口工业区”。中央领导人当即拍板同意。于是从1月31日起,蛇口工业区开始创办(第245页)。
第三件事,1979年7月。中共中央专门下达文件,批准广东省和福建省在对外开放领域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为设立经济特区奠定了基础(第245页)。在这件事上,时任广东省委领导之一的习仲勋同志做出了贡献。
第四件事,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召集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在会上讲了“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邓小平说:“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根据邓小平指示研究创办特区(我在书的第45、46页提到这个问题)。
根据邓小平指示,中央决定创办四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广东三个、福建一个。根据我看的史料,当时并不叫“经济特区”, 1979年下的文件是“出口特区”。转年,即1980年(注意,是1980年,有的报纸误传为1986年),中央再下文件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于是,深圳就有了“经济特区”一说(第46页)。今天在座的陶一桃教授,就是现在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嘛。
第五件事,1980年后深圳特区的发展与1984年春邓小平同志的深圳考察。
1980年之后,深圳特区轰轰烈烈搞了起来,提出了诸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虽然站在今天看,这些口号带有物本色彩,但是当时是起了作用的。不能用今天的思维来否定当时。
而且,深圳特区的发展是不平坦的,很曲折的。讲历史要客观、真实、实事求是。我这本书用我自己语言写到,“历史不能只露半边脸”。从我掌握的情况来看,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之后,党内包括党内高层,内部有分歧,而且分歧很尖锐的,有的同志对深圳的政策持怀疑态度,有的甚至说,这个政策“是错误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背景下,1984年春节前,邓小平同志到深圳考察。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历史上第一次南方视察。现在很多朋友知道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准确说,应叫南方视察)。殊不知,在1984年1月,邓小平有过一次南方视察,而且就到深圳。
邓小平同志视察以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他的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个题词不是平铺直叙的,是有针对性的,是有潜台词的。他说“是正确的”,暗含着批评那些说政策“是错误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深圳人对邓小平同志抱着那么深厚的感情,为什么在莲花山上竖起邓小平塑像,为什么在深南大道上有邓小平巨幅画像,并写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巨幅标语,深圳人民在这里得到精神力量和物质利益。这是深圳特区的由来,也是我跟深圳结缘的“源头”。
二、蛇口:一个“试管婴儿”,把我带上莫干山
邓小平的题词是1984年春节前(1984年1月26日)题写的。过了春节之后,1984年3月,我的老师谷书堂教授带着我和几位年轻研究人员到深圳调研。李罗力同志当时也是青年教师,比我早来几天调研。
集体调研以后,调研成果汇集出了一本书《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由谷老师任主编,我和杨玉川协助主编。罗力同志当时的调研题目是《双重汇率制在经济特区中对货币的影响及其解决办法》。全书17篇 ,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
鉴于我的研究方向是制度经济学研究,深圳调查中,根据老师的安排,确定我重点调查蛇口工业区的体制问题。我住在罗湖的教育招待所,那个时候的路还是土路,坐小巴车一个半小时到蛇口。在蛇口工业区,听了袁庚同志下面政策研究室的介绍,也实地考察了蛇口工业区的企业。我有一个发现,发现蛇口工业区这个地方政治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但经济运行模式上,类似于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与香港市场经济模式的结合实验。我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内心受到震撼。
随后,我写了一个调查报告,题为《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第一句:“在社会主义的国土上开办经济特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紧接着,我引用了一段列宁的话。写到:“如同六十二年前”(当时是六十二年前,现在是九十六年喽)列宁说的那样,“没有一本书提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什么什么。我理解是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问题,列宁说:“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不提,没有留下一段引证的数据和无可反驳的启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我很高兴,在这里,出路找到了,我写到:“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找到了出路”,找到一个实验模型,就是深圳特区的蛇口工业区,我认为,蛇口工业区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试管婴儿”。
《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是深刻的。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模型是什么?就是像蛇口工业区这个“试管婴儿”一样,走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相结合之路。我就是带着这篇论文上的莫干山,在开放组会议上我讲了蛇口工业区“试管婴儿”的事。莫干山会议闭幕后,1984年9月28日《经济日报》在“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选登了这篇论文。
据我所知,《经济日报》“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共出了五块专版。我的这篇《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是第二块专版的第一篇文章。
【《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
“吃水不忘打井人”。是深圳人民的改革实践给了我思想的营养,我是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中上的莫干山。因此,在讲莫干山会议“山上”之前,我向深圳的朋友,表达我中心的“感恩”之情。越南话里“谢谢”就是汉语的“感恩”。
今天,我怀着感恩的心情作我的报告。我怎么跟莫干山有缘份呢?是因深圳结的缘。今年(2018)4月,全国政协所属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纵横》杂志,发表了我的口述史《亲历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所谓莫干山前前后后,包括“上山”、“山上”、“下山”。刚才讲的深圳情况属于“上山”。为什么我能上山?先是“上山篇”,后是“山上篇”,再后是“下山篇”。“下山篇”更具多样性。这个杂志在国内发行量很大,我讲的是史料,有故事,有照片,这是封面上的不太清楚,后面还有清楚的。
【《亲历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莫干山会议分七个组,讨论了七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组,宏观组,主要讨论价格改革;第二组,企业组;第三组,开放组;第四组,流通组;第五组,金融组;第六组,农村组;第七组,理论组。
(一)关于价格改革问题,这是会议的最大亮点
(二)对外开放的讨论:用开放倒逼全面改革
三、会议的效应:我所了解和亲历的三个方面:
(一)直接为中央改革决策提供思路和方略。
(二)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深化。
(三)促进中青年经济学者队伍的成长。
四、我的沉思:如何让莫干山精神薪火相传?
第一,时代担当精神:有责任担当、有家国情怀,想的是国家、民族、天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第二,公平竞争精神:“五不讲”,拿出你的论文、报告来,公平竞争。中国民间有大量的人才,可惜我们的体制、政策束缚着人才的成长,使我们的草根阶层上升管道比较狭窄。如何为中国的草根青年提供上升的管道,仍然是今天紧要的命题。
第三,自由争鸣精神:天花板下大家自由的争鸣,争得脸红脖子粗,争论到激烈处“抢话筒”,甚至自己“挂牌讨论”。
第四,上下互动精神:根据我掌握的史料,莫干山会议期间,1984年9月上旬,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曾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一封信,写着“价格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说现在是“中国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但价格怎么改?说“难度很大”。上面有这种思考,有这种需求,恰好与莫干山会议的青年学者的讨论结合在一块,两股力量在一起交叉、真正的互动,这样一种“上下结合”的精神是有包容性的,也比较难得的。
这些我认为是莫干山会议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里,我要强调指出,莫干山会议精神是20 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那个大时代,那个火红的年代也就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习近平同志曾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这里的精髓是“忠实记录”。
我期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能使莫干山精神得以“薪火相传”。
(常修泽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标签: 莫干山会议;莫干山;深圳;改革;中青年经济;经济特区;教授;会议;价格改革;试管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