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评丨没癌被当癌治 网友这次为何劝告别“闹”？

　　宫颈癌术后一年被告知复发，而且还是恶性程度很高的低分化癌。医生建议，马上放、化疗。谁知做了两次放疗，医生突然告知——病理诊断可能出错了，没有癌。

　　可是杭州的张女士，听到这个消息，却没法高兴起来。在此之前，心都碎过了，后事都交待过了，两次化疗也做过了，号称“金标准”、一锤定音的病理诊断说错就错了，总得说说清楚吧？至少这两次的化疗不能做了就做了吧？

　　但是，热心的网友，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这家医院已经够有良心了，再闹下去，哪家医院再误诊了，都不会告诉你了。

　　网友这话，听起来是劝和的，实际上是自保的。网友希望能够延续杭州这家医院还能承认差错的“好”，以便让这样的“好”，能够万一有天落到自己身上。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这家医院不是中止化疗，而是不动声色，把化疗继续下去，病人会遭罪更多，而医院哪天再不动声色地宣布化疗成功，病人反会感动得送“华佗再世”的锦旗都来不及。

　　其实张女士没闹。她只是想心平气和地与医院谈一谈，想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病理诊断，差错究竟出在哪儿了；想知道这样的化疗到底给自己会带来哪些伤害。至于精神方面遭受到的，张女士只字未提。

　　第一次，医院解释说，很可能是年轻的医生经验不丰富，显微镜下看错了，审核的医院也不是很仔细。第二次，医院的说法变了：下诊断的不是进修医院，而是单子上签字的余医生，有十多年工作经验。但经验也还是有限，考虑到张女士也有这个病，比较谨慎，是过度诊断。

　　好一个过度诊断。在张女士有病史、余医生比较谨慎的情况下，所谓过度诊断，无非是“过度重视”的代名词。它把一个由人为诊断所造成的差错、并且由此造成的医疗责任事故，镶了一道“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的美丽花边，为医院本该承担的责任，很漂漂亮亮、很高大上地做了一次“过度包装”。关于这一点，媒体在事后，拿着张女士前后两个病理切片图像，请教杭州三家医院的病理医生和妇科肿瘤专家之后，可以作为佐证。一位说，宫颈癌术后复发，肿瘤恶性程度比原先增高，理论上有这个可能性。一位说，放、化疗之后，细胞形态发生变化，再次检查时看不到，也有可能，但可能性较小。另一位第一反应是：不像一回事，这个会不会是别人的？

　　但是，所有最后的答案，只有一个途径能够解开——把医院的切片借出来，找第三方机构鉴定。

　　找，还是不找？这是个问题。找下去，医院给不给借是个问题。医院给借，第三方鉴定机构靠不靠谱是个问题。鉴定机构靠谱，医院给不给赔是个问题。医院给赔，赔多赔少是个问题。这一路找下来，哪个环节会不会一言不和弄出不愉快是个问题。弄出不愉快算不算医闹，更是个问题。这是摆在张女士面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很多病人或者病人家庭，纠结过无数次的问题。医患矛盾，往往就是在病人这样的纠结与不甘中，在医院这种是认与非认中，一点点积累、一步步接近，最后形成医患冲突的。

　　网友中很多人不愿意张女士把这事“闹”下去，并不真就是非不分到谁对谁错都傻傻分不清的地步，也不真就失去了基本的同情心，而是对医疗服务环境的期望值放到最低之后，带有无奈与自私的一份同理心。他们希望杭州这家医院，发现问题之后立即中止化疗的“好事”能够继续做下去，希望那种不动声色的过度医疗不会在自己的身上出现。他们希望张女士见“好”就收，不把这个个案“闹”得太深，以至于把这家医院推到“下次再也不敢说实话”的对立面，把脆弱的医患关系推到更糟糕的地步。这种心态，是自私的，更是无奈的。人们心里非常明白，命在医生手上，闹到最僵，吃亏更多的还是病人。

　　当生命在医疗差错面前，依然向差错低头时，生命的脆弱已经不只是面对病魔、面对身体本身、面对医疗水平的高下，而是还需要面对生命救治者的态度、脸色、差错、事故。这是任何一条生命都不堪承受之重。这个重，是生命面对的负重。它又是生命不被重视之轻，轻视的轻。

　　医患有矛盾，有冲突，在所难免。以生命为重，以和为贵，这是解决医患矛盾和冲突的最佳结果。但是，抵达这个结果的路径，并不意味着责任可以掩饰，问题不被追究。更不意味着因为医患关系已经很脆弱，而放弃医疗差错和事故的追诉。解决医患矛盾的冲突，光解决患的一方情绪、方式、法治化不行，更需要解决医的一方的情绪、方式和法治化问题。杭州这家把肿瘤这种等同于判人死刑的病理都弄错的医院，如果患者向它妥协、旁观者向它妥协，而且法治也向它妥协的话，中国病人的弱势，便等同于被判“法定”了。它给这种恶劣的错误嵌多少高大上的花边，对于病患来说，无异于在给病人的生命送上一束讽刺的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