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城市：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终于定了：中央确定4个全球城市和11个中心城市》一文一出，坊间热议一片。对此住建部发声辟谣，表示“4个全球城市和11个中心城市”的提法毫无根据，纯属不实报道。

　　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期待、热议与争论，并未因此停息。根据住建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以及各个城市的总体规划，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此外还有成都、武汉、郑州获得国务院“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据此媒体普遍认为上述8座城市拿到国家中心城市的入场券。

　　这也让更多城市看到希望，纷纷加入抢位战。此前《中国经济周刊》有报道推测，国家中心城市数量可能为12个。很多地方一时炸开了锅，多个省份欲“举全省之力”争取。

　　国家中心城市的正式提出，最早见于2005年。当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受建设部（现住建部）委托，在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10年）》过程中，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在那轮编制过程中，中规院认为，应该在城镇体系的最高位置设立国家中心城市，让它们在各个方面发挥中心作用。

　　按照中规院的美好初衷，国家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城市间的竞争，发达国家都有发达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作用往往跨越国境。国家中心城市要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对内则是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中枢。

　　一言蔽之，国家中心城市应该具备综合服务、产业集群、物流枢纽、开放高地和人文凝聚五大功能，堪称城镇体系中的塔尖城市。

　　政策因素对一座城市发展的影响，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国家中心城市之争，正是近年中国城市政策争夺战的一个小注脚。

　　对于城市而言，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意味着自身潜力、优势和发展前景得到国家最高层面的认可。贴上这个标签，就可能获得更多的政策倾斜，仿佛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政策、资金、人才等资源不断吸引过来。

　　政策红利巨大无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2005年就出现的概念，在近年才被热炒的背景是什么？

　　2015年1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出席一个论坛时谈到，“中国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10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而在今年两会上，住建部部长陈政高在谈到国家中心城市的作用时希望国家中心城市“要带动周边发展”。

　　由此可见，国家层面并不想进行一次简单的“分果果，排排坐”。既要为北京、上海减负，又要考虑区域均衡性与差异化，让国家中心城市真正成为中流砥柱，带动区域整体发展。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一哄而上、无序竞争。

　　尽管目前已有8座城市入围国家中心城市，但这种认可只是一张蓝图。未来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心，还要靠它们自身的努力，用市场说话。

　　另一方面，对暂时没有入围或最终落选的城市，也绝非末日。纵观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不乏另辟蹊径的突围案例。

　　硅谷能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休斯顿之外异军突起，就是打破了规模与体量的窠臼，通过互联网的连接性打破物理空间的集聚限制，后者是传统中心城市崛起的必经之路。

　　在国家中心城市的队伍中，人们暂时未发现深圳的身影。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棋手，这几年又一次抓住了时代机遇，顺利完成了华丽转身。深圳有潜力成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特色城市，对标美国硅谷。无论能否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深圳都是全国的科技、经济中心。清醒的认识，立足自身特色，深圳完全能走得更远。

　　与深圳一样，杭州也是新经济的佼佼者。尽管杭州有很大可能入围，但不能掩盖杭州鲜明的特色。国家中心城市对城市的综合性有很强的考量，但由于离上海太近，杭州在综合性上存在明显的短板。正因如此，反而倒逼出杭州的差异化特色：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产业营造出极强的创新氛围。而杭州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明显高于同级别其他城市。

　　和深圳略有不同的是，除了科技创新方面的动能，杭州的文化优势亦不可小看。基于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近年对文化产业的悉心培育，这些都赋予了杭州更多的底气。随着世界的扁平化，城市竞争终归于文化竞争，这是杭州的强项。

　　除了人文氛围，自然优势亦不可小看。杭州独特的自然资源，加之多年来对城市细节的营造，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宜居性。人民安居乐业、收获幸福，国家中心城市才不会沦为抽象的政策和冰冷的数据。对具体的个人而言，城市夯实市民的获得感，比收获国家中心城市的名头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