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如何从“民赢”走向共赢？

　　“民告官”不是什么稀奇事了，1988年“中国民告官第一案”就诞生在浙江温州。将近30年过去了，就在“民告官”的诞生地，案件情形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以永嘉为例，去年行政机关败诉率为26.02％，和往年相比下降30.88％。败诉率下降说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越来越高，但是毕竟还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败诉“绝对值”在这里，如何看待偏高的“民告官”“民赢”比例？怎样让这个数字保持在恰当水平？这考验着当地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

　　太久远的过去我们就不回顾了，就看看2010年前后的情形吧，当时温州“民告官”“民赢”比例在全省来讲算得上相当之高，达到近4成。当然各地有各自的情况，不适合完全用横向的对比来得出什么结论，这里面有很多社会原因，与地方经济、文化活跃程度有关。不过如此之高的“民赢”比例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现在群众对政府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更容易成为被告，也说明“民告官难”的问题不再成为群众心头的顾虑。二是当地行政部门在依法行政方面确实还有待改进。

　　再让我们回到2016年，就拿温州永嘉当做样本，可以看到“民告官”案件“民赢”比例已经大幅下降，只有2成多。这当然也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个绝对值仍然算不上低。新闻已经对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有未及时反馈并说明理由、证据证明意识不足、法律程序观念淡薄、选择适用法律错误、文书制作送达不规范、庭前准备不足、出庭质量不高、自我纠错意识不强等9种。

　　这些原因里面有些可以归入低级错误之列，比如对行政行为的程序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文书制作不规范等。一些政府部门往往注重实体，忽视程序，一些以前不可能上法院的“民告官”案件，这些年来也上了法院，因此导致了政府败诉率的不断上升。这些程序性错误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很遗憾，相关部门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行事，难免收到一纸败诉判决。

　　而庭前准备不足、出庭质量不高、证据证明意识不足等情形，背后的原因则是相关政府部门法治意识的不足。尽管“民告官”这一现象已经将近而立之年，有些政府部门或者部门负责人对行政诉讼的认识仍然不够到位，觉得老百姓是胳臂拧不过大腿，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官本位”在作祟。直到当法院一纸判决送达，还是不以为然甚至拖着不执行。

　　要想破解“民告官”“民赢”比例偏高，其实药方早已开好。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重大任务，提到了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今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就在于依法行政，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都要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律为检验标准。具体来说，笔者认为首先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应该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不仅要注重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也要重视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其次，政府部门要增强法治观念，真正贯彻法治精神，抛弃“官本位”思想，与法院形成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

　　“民赢”比例偏高，看似是老百姓赢了官司，但是也说明依法行政做得还不够到位，整个社会还要为之付出成本。而政府部门依法行政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民赢”比例或许会降得很低，但此时整个社会取得了法治的进步，降低了运行成本，已然走向“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