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号丨“刷单炒信”入刑 能否开启司法严惩信用造假之路

　　6月20日，全国“刷单入刑”第一案在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涉案被告李某某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90万元。

　　这个判决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这事儿关乎网购，因为“刷单炒信”干的就是通过虚假交易提升网店信用和评价的活儿。在这个近乎全民网购的年代和国度，大家当然会对这个事关注。其次，则是刑罚。“刷单炒信”，我等“剁手族”听得多了，一度甚至无可奈何。何曾想，这事儿是犯法的，而且是犯刑法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触犯了刑法，那可是有可能要“坐班房”的。因此，祭出刑罚的利器，打击“刷单炒信”，这让公众看到了网购市场秩序和信用优化的前景。如果这一判决案例具有示范意义，那将意味着“刷单炒信”者遭受重创，这可是网购者的福音。

　　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是，据媒体报道，这位涉案的李某某案发后曾被取保候审。但他竟于此期间又在江西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此次终于被数罪并罚，落入法网。由此也可见，互联网时代，一些犯罪分子对于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新型犯罪，是何其有恃无恐！然而，互联网的“掩护”对这位李某某而言最终无用。当他面对实在的刑罚时，只能当庭泪下。而对更多的正在“刷单”路上的作案者而言，只有当他们真正从所受的惩罚中感到肉痛，才会停下犯罪的脚步。

　　“刷单炒信”，危害显而易见。对消费者而言，它无疑挖了个“坑”。特别是对那些网购新手而言，失去了判别商品质量的依据。对市场秩序而言，更无疑提供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通道，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网购环境的优化提升。但长期以来，监管者并无利器对付它。工商部门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最多只能给予20万元罚款。立法和司法解释本身也一度滞后，使刷单炒信者胆大妄为。

　　但近来，一些电商平台的主动作为和一些案例处理，让公众看到了新的变化。比如，此案本就是阿里巴巴通过自己专门建构的大数据打击刷单炒信系统，发现并报警的。在此案宣判的前一天，淘宝网还正式向因刷单被封停账户的“刷单钉子户”提起反诉，索赔35万元。今年2月15日，因不满工商部门对刷单平台的过低行政处罚（仅罚款8万余元），阿里还首次对刷单平台发起民事诉讼，索赔216万元。再往前，去年底，两名恶意炒信者还被南京中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追究刑责。这些都表明，电商平台越来越认真对待“刷单炒信”行为，对其穷追不舍。而司法也开始将刷单行为纳入刑罚。

　　但总体而言，对刑罚“刷单炒信”者判决毕竟还是太少。这一司法惩戒路径，还刚刚开启。从全国来看，更多依然停留在行政处罚。此次判决的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以及最高法和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法律依据来看，没有问题，依据充足。但关键是，其他地方的监管和司法机构是否愿意从此案汲取启示，严把法律尺度，以刑罚打击“刷单炒信”呢？如果是不以为害，听之任之，“刷单炒信”之势依然难以遏制。当然，从行政处罚角度，20万的罚款上限是否需要过轻，也值得研究。

　　另外，此次判决也显示出电商平台在打击信息犯罪中的重要角色。比如此案的发现，借助的是阿里自身的大数据技术。这也提示地方监管者，从中汲取经验，提升自身的侦查技术水平，丰富技术手段，实现打击犯罪技术的升级，乃至加强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如此，才能共同构筑其打击犯罪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