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评丨打响传销歼灭战，须两方面破局

　　据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消息，日前已依法批捕9名“蝶贝蕾”传销组织头目。此前，23岁大学毕业生李文星误入传销、溺水死亡事件发生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表示，将开展一场打击取缔非法传销的专项行动，决战20天，彻底清除天津市非法传销活动。

　　显然，这样的承诺已体现在行动层面。面对打击传销的空前力度，民众在应有的赞赏之外，忧虑难消：眼下，政府部门打击传销的意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舆论高压，但舆论不可能永远聚焦于此。现在天津尤其是静海区猛药去疴，严打传销，但媒体视线所指，即代表警力等资源分配，若舆论将视线稍稍挪开，时间一长，当地对传销的高压严打还能否持续？

　　实际上，民众的忧虑多发端于现实，打击传销确实面临制度窘境。譬如，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规定，整治传销应归口在工商部门之下，公安部门只是联动，这实际上与大部分公众固有印象相悖。后果是，不仅在居民举报方面造成障碍，在后期的查处和取缔环节也会造成梗阻，以致于在涉及治安、调查取证以及传销认定方面，工商管理部门自身没有完善的执法权，还需依托警方力量。仅举一例，传销组织往往居于民房，深居简出，即使有人举报，从法律角度而言，工商管理部门恐也无权进入民房。

　　打击传销，除了执法端涉及多部门之外，法律层面的迟滞仍有可以改进之处。依照刑法中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认定标准为：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30人”和“3级”为传销的硬性认定标准，制定初衷体现了刑法的审慎。但在传销已变种、演化，懂得刻意规避达到“30人”或“3级”时，此项规定已明显迟滞于现实需要。

　　不少传销头目利用这一法律漏洞，组织或将大型传销集会化解为低于30人的传销活动。对此，相关部门应当考虑这一变化，能否考虑适当降低传销的认定标准？

　　查处传销的主力，即各地工商管理部门往往无法越过当地公安进行单边行动，大规模的扫除只能依靠多部门联合背景下的专项行动，搞运动式的集群战。但现实情况是，由于目前的传销特征，专项行动远已无法适应。没有打击传销的长效机制，没有适应现下传销新手段的认定标准，即便查处传销团伙，也恐难以量刑定罪。因此，只有在查处和认定两端下手，才能更有效抑制传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