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丨把原谅与否的权利，交还给江歌母亲

　　江上歌已歇，余波远未平。留日学生江歌被杀一案，因为25条采访视频的公布，再次扩散出更大的余波。江歌母亲的控诉和室友刘鑫的啜泣，交替回响在耳边，两个一样表示宁愿同江歌去去死的人，在各路舆论里悄然分列天平两端，两端盘子里装着看上去分量悬殊的两方诉求：一边是替亡女伸冤、泣血追问真相，一端装的是拒绝网络暴力、渴望平静生活。

　　这样的天平掂在任何人手里，都会地朝装着人命的一端倾斜，在死亡面前，怎么好意思主张隐私权、名誉权呢？江歌为救室友，不惜两肋插刀而死，可幸存的室友却连“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的觉悟都没有，惶惶避走，在父母的庇护下企图将这抹阴暗从生活中彻底抹去。直到坚韧的江母煽动绝望的翅膀，掀起的网络舆论打扰了她的平复之路，才有了两人正面的短兵相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目睹双方境遇的公众，很难不对江母心生悲悯敬意，不对刘鑫心生不齿厌恶。

　　问题是，面对这道铰合了道德、人性、伦理乃至法律等多重因素的题目，置身事外者有没有权利在留言里宣告“我选择不原谅刘鑫”？

　　如果案情事实正如媒体披露，那么对刘鑫责任的追讨在法律层面恐无法完成，而道德法庭已经“开庭”，正义群众举着手中的道德法典，要求拆穿刘鑫的假面，扯掉那些搪塞和抱歉的遮羞布。刘鑫触犯众怒，无法逃脱道德谴责，难就难在，法律有硬性条文，道德却主观多变，个人道德法典上的条款并不相同，结果如何统一？

　　在李泽厚看来，情感、理智和观念因素，是构成人的道德心。在这三种因素中，哪一种因素占据人的道德心理或行为最重要方面？就这一问题归为两派：一派是情感，一派是理智，这两派在哲学上的代表是休谟派和康德派。康德强调理性是道德的起源，休谟强调同情是道德的起源。对江歌事件，人的道德心明显流露出两种倾向，强调情感的对江歌母亲痛苦的代入感更强烈，仇视刘鑫的情绪更汹涌；强调理智的显然考虑人性的复杂多变，站在长远角度忧心煽动暴力的极端后果。

　　那么，一个健全的社会，它的公共文化需要包含什么样的道德意识？写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斯芬克斯·平克认为，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我们需要经营、发展一种道德意识，强调“排斥暴力”和“减少痛苦”这两项核心原则。简单来讲，从历史上看到血腥屠杀和惊人罪行之后，总忍不住掩卷沉思，过去世界到底有多糟糕：中世纪欧洲死亡率比20世纪高出30倍，部落间战事死亡率比20世界的战争和大屠杀加起来还要高出9倍；奴隶制度、滥用私行、酷刑屠杀曾经是人们生活中的常态，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阶段。如果不是道德的改善，这种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的暴力减少，就不可能。站在理智角度会发现，相比拉高道德崇高度，为道德设立排斥暴力和减少个人痛苦的最低标准，显然更直奔主题。

　　公众的“不原谅”能否达成“排斥暴力”和“减少痛苦”？“这一次我选择网络暴力”，“刘鑫人渣杀之而后快”，“放了陈世峰让他再找刘鑫一回”……这些为达成“不原谅”的目的而超越脏话向着暴力奔去的语言，对刘鑫的自私、冷漠口诛笔伐，然后以冷酷取而代之，违背良善的出发点，与刘鑫何异？有人批评，“总有人站出来开启精英视角，讲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以显示自己有多牛逼”，可你得分辨这份“与众不同”是哗众取宠还是在踩暴力的刹车。

　　公众的“不原谅”没有能排斥暴力，是否能减少痛苦？江歌母亲说，最令她痛苦的两句话之一，就是劝她走出来。正如王志安在采访后记中说的，“我理解她，一旦走出来，就意味着自己彻底失去了女儿。但问题是，这种看似坚强的日子，对江歌的妈妈何尝不是一种残酷呢？”如果“不原谅”驱赶了江歌母亲的痛苦，我们冒险行之，如果反过来加剧她的痛苦呢？从希腊神话开始的复仇故事，没有一样不在痛苦中行之。现实法庭会结案，道德法庭的审判却会永远延续。万一，我是说万一，当凶手得到合法制裁，道德法庭上公众对刘鑫的这份长期有效的“不原谅”，会否成了江歌母亲永远背着的包袱，从而继续画地为牢：我们都没原谅，您怎么可以原谅？从现实经验来看，你不能说这是一份过虑的警惕。

　　以“不原谅”投以匕首是容易的，难的是在让道德谴责不断贯穿，击中问题核心。电影《告白》里，失去女儿的女教师森口，利用强大的推理、调查、布局，为害死女儿的两个少年织了一张私刑的网，终使二人走向了深渊。女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命”，作为她复仇突破口，命是什么？是杀人少年母亲对儿子疏忽，学校教育的漏洞，社会的暗流。从刘鑫及其家人的言行举止中，不难捕捉到刘鑫自私、利己、不负责任、个人为中心等种种坏品德的来源，谁来追究和矫正这里面的深层错误？

　　江歌母亲眉心有一道皱纹，如同一把利剑，也如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来自行凶者的暴力和现实的某种偏差。要求这样孤绝的母亲去“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是残酷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把原谅与否的权利，交还给这位母亲，然后努力使一切错误都得到矫正，一切回到正规——以正确的方式。（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