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丨专家“换头”为何遭遇大众“换脑”

　　与前次猴子“换头术”的新闻来自“出口转内销”一样，这次的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也是来自同一家媒体——英国《每日邮报》，也是来自同一位外国专家——意大利神经学家塞尔焦·卡纳韦罗。但是，手术地都是在中国，主要地“操刀手”是哈尔滨医学专家任晓平。

　　然而与中国科技领域很多的创新研究所不同的是，国内舆论对于这次的“世界首例”，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激动与荣耀感。这倒不完全因为此次手术，属于两具遗体之间的对接，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此类移植手术涉及医学伦理时的各种担忧。

　　去年一月英国的媒体报道说，任晓平为那只猴子“换头”时，由于骨髓神经未能对接，猴子脖子以下的身体部分处于瘫痪状态，“出于道德原因，医生只让猴子存活了20小时。”

　　让一只被换头的猴子，在术后20小时结束生命，这属于道德、还是不道德，是一件极具争议的事情。这还不包括给猴子换头的试验本身的道德争论。

　　如果不是俄罗斯计算机工程师瓦雷里·多诺夫“反悔”，这次被换人头的世界首例活体，应该是他。瓦雷里·多诺夫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身体状况逐年恶化。按说这么有钱、有勇气，工程师遇上任晓平等医学专家，无疑遇上的是“救命稻草”。但正是工程师最后选择放弃“换头术”，才“成就”了今天两具尸体的身首移植。

　　俄罗斯工程师究竟是顾及医学伦理，还是顾虑换头之后到底是自己的生命在延续、还是延续了别人的生命，我们不作过度猜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头移植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医学运用中，几乎是小到不能再小的需求。国内网友这次并不像中国其他科技取得“世界首个”的成就而一味产生骄傲感、自豪感，反而顾虑重重、质疑重重，这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而是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现代文明的“换脑”过程。人们对什么叫尊重生命，有了新的认知与定义。

　　诚然，几十年前的肾移植，也是有伦理争议的。但作为单一的生命器官，它与眼角膜、骨髓之类的器官移植一样，最后被大众所接受，这不是中国社会的认知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是肾移植的伦理争议，本身属于小众，属于对生命认知的浅薄和蒙昧文化的残余，更属于中国社会对人类医学进步的渴望与认可。

　　今天的人头移植手术，不是其他国家的医学专家不能为，更多的是不敢为。是因为对伦理的障碍有着相当的敬畏。如果不是敬畏医学的伦理，“克隆人”早就遍布世界。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生命科学同样如此。中国医学界有专家研究“换头术”，被国外媒体传播到国内，这与国外有专家从没放弃研究“克隆人”、中国的媒体同样也很关注一样。越是涉及伦理禁忌的科学研究，反而越具隐秘性。是祸是福，既有待时间的检验，也应该接受伦理的激荡。这是人类对于生命科学慎之又慎的重要原因。

　　人头移植之后，即便活过来了，那这个人究竟算是谁？是头颅部分的这个人，还是头部以下身体部门的这个人？未来在实际的医学运用上，到哪儿去找两个相对应的头部和身体的活体对接？这些都是人类思考过程中一时无法解开的心结，是伦理上过不了关的一个严肃命题。

　　既然猴子的生命终结于伦理方面的顾虑，那么这个终结的决断，它本身是不是也突破了伦理？人也是一样。所以这次中国医学专家“主刀”的“换头术”，只能在两具遗体当中进行移植，而不可能是活体移植。我们既不能夸大这次移植的成功，也不要彻底否定它的意义。如果在中枢神经再生的研究方面，能够有一定的突破，那么它的意义还是存在的。

　　反过来讲，如果不突破医学伦理，也能够突破这方面的研究，我相信争议会来得更小一些、受欢迎程度一定会来得更高一些。这是专家“换头”，遇上大众“换脑”之后，需要直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