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赛】做优营商环境 不负企业家期待

　　4月9日，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中表示，“对企业来说，退税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好的营商环境比每年退税20亿更重要”。

　　与此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分论坛上，香港南丰集团总裁梁锦松向地区领导建议，希望协调解决好粤、港、澳三地的通关、税收等制度障碍，在医疗服务方面开展接洽与对接，推动大湾区发展。这也是企业家在与政府的对话中对营商环境提出的新要求。

　　尽管逆全球化意识抬头，“开放”仍然是博鳌亚洲论坛上各国的共识。继续扩大开放，需要我们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再进一步。优惠的政策仅能保证“拉得来”，只有靠稳定、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才能“留得住”。激发地区自身经济活力，也需要我们在营商环境上再做努力。深厚的“内功”是市场经济角逐的立足之本，修炼一刻也不能松懈。

　　早在两会期间，“优化营商环境”便成为热点话题，在会场的发言中、闲谈间、提案议案里均有涉及。黑龙江省委书记在开放日就遭到拷问，直面营商环境不优的问题，连上海这样经济活跃的都市也不能“幸免”，代表委员们纷纷对营商环境建言献策。

　　但是，不少地区对营商环境的改善还有待加强，不时出现重视招商引资优惠的“硬政策”、而轻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软政策”的矛盾情形。注重给予企业补贴和让利，待到企业办事时仍然手续繁琐、事不好办，企业注册、合同履约、投资信贷等问题缺乏应有的保障机制。董明珠女士“宁要好的营商环境也不要每年退税20亿”，正是一名企业经营者最朴素的期待。

　　更重要的是，光认识问题、搞清靶向仍然不够，抓环境的过程中还要舍得简政放权，营商环境的最大阻碍就在行政部门管得太多。只有厘清部门权力清单，建立合理透明的制度，尽可能压缩“可操作”的空间，才能为营商环境优化保驾护航。

　　在这一点上，浙江走在了前列。浙江省民营经济活跃，“鸡毛换糖”的故事更是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缩影。为保持民营经济的领先地位，浙江早在2006年便明确出台意见，只要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民营资本均可进入。2012年将“浙商回归”作为头号工程，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做好“小二”的角色。2017年初，“最多跑一次”作为新的改革重点，倒逼各部门减权放权。“互联网+政务服务”更是获得企业和民众的普遍好感，将浙江省的营商环境推上新的高度。

　　权力瘦身做减法，并不是当甩手掌柜，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新技术做好配套的管理工作，提高行政效率，从主导者的角色转变为观测者、维护者的角色。利用信息化手段打通各部门的“信息孤岛”，整合审批流程，将信用建设与自治自律相结合，提高企业经营便利化程度。

　　当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策实施条件也有所差异，应该结合自身实际学习优秀的经验。看待问题不仅要见微知著，还要学会以“大”见“小”，在宏观案例中发掘并根除影响本地区营商环境提升的陈窠。

　　做优营商环境，永远没有止境。在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的建设过程中，浙江要对标国际金融大都市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查找不足、补齐短板，坚持开放性与国际化，将新金融、知识经济等领域的制度创新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鼓励创新创业，保持市场活力。

　　博鳌亚洲论坛再提“营商环境”，是对我们政府工作的警醒。“水深则鱼悦”，培育良好的软环境方能滋润企业健康成长，从而反哺地方经济。

　　（李涵 浙江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学2017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