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见义勇为 更要有制度支持

　　2017年1月9日，河北唐山发生了一起“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致其被火车撞亡”案件。目击者朱振彪一边报警一边追赶肇事者张永焕，最终张永焕在疾驰火车前结束生命。在此后的400多天里，朱振彪不仅没有享受到作为一名见义勇为者该有的舆论褒奖，相反却收到了张永焕家属索赔60万的起诉书。近日，法院最终驳回了张永焕家属的诉求，而朱振彪也于近日收到了来自官方的“见义勇为行为确认书”。昨天，央视采访了他，还原了事实经过。

　　见义勇为反被诬，这样的事例这些年我们见识的太多了。很多案例，由于无法还原现场，最终陷入了公说婆说的“罗生门”。而朱振彪这一回，之所以能够洗脱争议、恢复清白，主要得益于其明智的全程跟拍，最终帮助朱振彪洗清了质疑。

　　从好里说，这是“技术破壁”的功劳;但从侧面看，这里面实在有太多偶然成分，本质上它跟佘祥林案沉冤得雪全靠死人“复活”没啥差别。正因如此，尽管当地法院最终还了朱振彪一个公道，也尽管他的事例被破天荒地写进最高法的工作报告，连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都对此表态，要“让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鼓励，让见义勇为者敢为，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但作为旁观者，我们依然难言欢庆。毕竟相比个案的圆满落幕，我们更愿看到的是制度层面的精进完善，比如舆论呼吁多年的“好人法”。

　　不可否认，我国在这方面并非毫无进展。201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总则》就有三处涉及见义勇为，但这几条显然都无法涵盖朱振彪事件的某些特殊情况。 那么，究竟是应该对相关法条进行增补细化，或在此基础上出台司法解释，还是制定专门的“好人法”，借着这个案件，这些问题似乎都值得深思。同样值得深思的，或许还包括该事件中某些非法律层面的细节。

　　比如根据视频显示，在追逃过程中，朱振彪一直在朝张永焕喊话，又是告诉对方“我录着你呢”，逃也没用;又是劝张“那个人没事儿，你赶紧自首就行了”，可为何张永焕死活不愿意停下来，回去自首?究竟使其性格使然，还是说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痛?至于最后，“面对逐渐开过来的火车，原本沿着外侧路肩行走的张永焕却猛然走向了铁轨中间”，到底是张有意寻死，还是无意撞上，这原本看似不会发生的悲剧背后，究竟还隐藏着哪些内情，同样让人疑惑，待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