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奈保尔到黄咏梅：文学亦人生

　　当地时间8月11日，曾经到访杭州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北京时间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产生了七个奖项的获奖作品。其中从岭南迁来杭州的作家黄咏梅，凭借《父亲的后视镜》一文，获得短篇小说奖。

　　文学的从来不会只归文学。奈保尔离去，对他两极化的评论再次甚嚣尘上，有人说天使与魔鬼和谐地共存在了一个出色的作家身上。作为“后殖民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得遍了英语文学界的各种奖项。与闪耀头衔并行不悖的是，他也树立了自己的负面形象：种族主义者、厌女症患者、欧洲中心主义者、殖民主义走狗、傲慢自大的背叛者。在去年那桩广为议论的性侵案件中，台湾女作家林奕含用奈保尔举例，诉说她对文学语言与作家真实人格之间分裂性的失望：“第一次知道奈保尔虐打妻子的时候,心里很痛。”那些混乱的私生活，几乎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非比寻常。

　　必须承认，没有作家能将自己的文学从生活中完全剥离，他的罪责常常和他创作的动力同根同源，今天我们纪念奈保尔时，显然更应该看到他疯狂之中的深刻：不断探索他在世界中的位置，一种独特的视角，一个写作罗盘。就像他坦诚文化边缘身份带来的利弊时说的那样：“一个人没有立场，没有祖国，没有社区，完全是一个个体。一个人如果处于这样的位置很容易发疯，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是一种非常古怪且令人恐慌的压力，也是贯穿在我的写作中的线索之一。”

　　他从个人经历从抽取材料，将生活、旅行、观察中对观念、人文、政治的尖锐分析变成了一种艺术。这种从现实的泥潭里开出文学之花的本领，今天已经为很多作家所放弃。曾经有人观察国内的写作者后，得出一个关于男女作者笔下最常见的几种人物形象，他们如此类似而刻板，只能反映时代的打在人物身上的外部痕迹，从不敢接近生活的本质。要么在描摹细节上炫技，要么在架空臆想中意淫，不与外部世界发生真实碰撞。一旦遭到读者和文学评论的批评，就以时代作为幌子：时代碎片化，生活机械化，诗意消失了，读者没品位，人心浮躁了，社会功利了,生存更难了.......总之都是时代的错。究其原因，不过是从未想要做一个合格的书写者，用文学关照生活，用文学为人生立传。

　　反观黄咏梅，她的小说《父亲的后视镜》从一个运河中游泳的老人身上获得灵感，用一个货货车司机父亲的经历，讲述人对美和幸福的追求与爱和自由的关系，隽永深刻，细致入微。作为70后女作家，黄咏梅没有陷入“私人化写作”的窠臼，也有别于其它70后作家的“时尚”或“小资”的叙事，对时代生存进行了异常深沉的思考与探寻。她经常涉笔城市的边缘人、庸常者，时代的游荡者、局外人，擅长冷静地观察生活、审视社会，她多次表示，小说家要敢于“冒犯”社会才能发现社会的真相和时代的本质。观察文学史，常常正是这样的责任心最后成就了作家的文学野心。

　　文学亦人生，对待文学的态度就是作家的人生。《大河湾》一个非常奈保尔式的开头说：“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同样，那些听任自己作品失去人性和现实的分量、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文学的世界上也不会有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