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读书日：那些坐得住冷板凳的人

原标题：《那些坐得住冷板凳的人》

　　4月23日“读书日”马上就到了，还是想说说和读书有关的事。平日里看一些访谈录，说到如何度过闲暇时光时，受访者大多会这样回答：“我也没有什么爱好啦，空闲的时候我一般会安安静静地坐在客厅里，品一杯茶，听一听音乐，读一读书。”这其中确实不乏有以读书为乐的人士，不过也有受访者只不过是在附庸风雅而已。其实一个人是否喜欢读书，他的谈吐肯定会出卖他，这是装不出来的，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古话很有道理。

　　读书这事听上去很高雅，不过，除非你读的是“闲书”，否则当你真正读点儿专业书或有思想的书时，体会到的可能就只剩下枯燥乏味了。所以，要实现设立“读书日”的宗旨，即“希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裕，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确乎是有点儿难度的。

　　喜欢读书的人，一般都比较“宅”，能耐得住寂寞，能抵得住外面世界的诱惑，能坐得住冷板凳，而且他们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又能将其感受与思考转化成文字，滋养别人的生活，让别人在阅读他们的著作中享受到乐趣。说起来，笔者也算是个“职业”读书人，因教书之需而不能不读书，所以深知读书之甘苦。

　　事实上，那些向我们贡献了高水平知识产品的人，都是能坐得住冷板凳的人。相信很多人读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力图对明朝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人”，黄仁宇先生对明史的“阅读量”相当惊人，《万历十五年》一书的“自序”，颇有些“夫子自道”的况味，“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开始收集材料，撰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除此而外”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实则体现为该书后面罗列的长长的参考文献，与此相应的是7年漫长的坐冷板凳的功夫，这不能不让人叹服其读书的定力。

　　这几年有一位老外的历史书在国内也很畅销，这就是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先生，他认为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所以就取了这么一个中文名字。他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一书，以山东郯城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描述和探讨清初偏僻乡间农民与农妇的生活，为读者展示了17世纪山东小老百姓的生存处境，这对我们习惯了宏大叙事的史学研究者来说，无疑会产生一种心灵的震撼。可以想象，一个外国人为了向读者揭开中国历史上的层层迷雾，克服学习汉语的困难，在浩瀚的史料中他需要倾注怎样的艰辛和心力。

　　但凡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之人，其实都须修炼潜心阅读的内功。笔者所供职的山大法学院，其创始人是我国著名的法史学者乔伟先生。先生虽英年早逝，不过，他留下的五卷本《乔伟文集》，却奠定了他在法史学界的地位。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却和他真的坐了十年冷板凳有关。乔伟先生曾卷入1957年的政治运动，后来“摘帽”后却因祸得福，被安排在了大学图书馆的线装古籍书库工作，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专业由现代法学调整为中国法律史学，他的方法是“先从通典、通志、通考、各朝会典以及图书集成等类书入手，再进一步扩大到原著”，经过反复查找对照，从经、史、子、集中辑录大量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方面的史料，成为后来写作论文的依据。正因为有这样的积累，才使他能在改革开放后发表一篇篇见解独到的学术论文，这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真实写照。

　　像黄仁宇、史景迁、乔伟先生这样的人，应该说就是把坐冷板凳当作了一种生活方式，而阅读也真正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不过，在我们静下心来的那一刻，并不希望自己总是这样蝇营狗苟于眼前的这片小天地。我们每个人虽只生活在有限的时空中，读书却可以使我们成为一个地球人。因为每个人所读的书，决定了每个人格局的大小，这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