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丨五大新发展理念开拓中国发展新境界

　　举世瞩目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十九大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十分重要的大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是十九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如何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和庄严承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说到底就是“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深刻回答了这一问题。五大发展理念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我们在发展问题上应该高举的旗帜。

　　传统中国是一个静态的中国，中国社会是静态的，中国人也是静态的，费孝通先生用“乡土中国”来概括这种静态。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走向了追求“独立”、“富强”的道路。“富强”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因此发展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

　　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的发展理念是不同的，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表现的尤为明显。我们相继提出了“多快好省”、“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五大发展理念”等发展理念。

　　反思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理念，可以发现，在人们的观念中，发展是共识，在如何发展的认识上是有差异的。在“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时，“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显得尤为重要。

　　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面临着生产层面的创新水平不高、协调程度不够、绿色发展欠缺、开放水平不高、共享发展不足等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时度势，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既是对既有发展理念的反思，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理念”上的转型升级。

　　五大发展理念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深刻回答了“谁来发展，发展为了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这样发展”等问题，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的价值观上的理论自觉，更是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的历史观上的理论自觉。当然，这场理念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转型永远在路上。

　　新发展理念的核心仍然是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更好的发展。对于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要务，发展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题。当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彻底改变，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但是面对发展新问题，需要提出发展新理念，以引领发展新实践。

　　首先，要坚持创新发展，促进发展方式的变革。这涉及发展动力转换的问题，随着社会变迁，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发展的动力也会随之变迁。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力（主要是体力）是主要动力，所谓人多力量大。在工业社会，科技是主要动力，所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在信息化时代，创新（主要是但不仅限于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此观之，之所以强调创新，这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纵观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改革是在“问题倒逼”的情况下开启的，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引进西方部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此过程中采取“结果导向”，对创新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利用引进技术而获得的“后发优势”红利逐渐降低甚至消耗殆尽，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转让条件和门槛越来越高。对此，我们必须以创新为驱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其次，是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发展领域变革。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呈现出片面性，在个别地区，为了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一些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产业仓促上马，对资源的过度攫取，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和自然环境造成威胁和破坏。在发展过程中，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以经济建设为唯一”，由于政绩考核的引导，盲目追求GDP的数量，而不顾GDP 的质量，由此也产生了区域、行业、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关系的不协调的局面。面对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协调性发展、整体性发展。

　　再次，是坚持绿色发展，促进发展基调的变革。直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我们党才将生态文明独立出来作为“五位一体”的一个方面，这决不表明在此之前，我们党不重视生态文明。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已经指出要“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问题更加急迫，生态问题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人们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误读，各级政府对政绩的崇拜与老百姓对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的强烈需求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但是，发展毕竟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必须将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强度控制在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绿色发展就是面对环境承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这一严峻问题而提出的。

　　第四，是坚持开放发展，促进发展格局变革。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是相辅相成的，扩大开放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倒逼效应，成为推动国内体制变革和创新的动力。当然开放不仅是向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也包括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一方面，要继续从发达国家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继续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同时，要利用我国商品、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及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扩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开放不仅是技术、产品的出口和进口，也包括思想的出口和进口，尤其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促进国际经济社会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五，是坚持共享发展，促进发展价值的变革。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当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也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发展，而是人人参与、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就很好地阐明了发展主体与发展目的的关系，“绝大多数人的运动”的价值和目的是“为绝大多数人的”，而“为绝大多数人”的主体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实践中将这一理念逐渐提炼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等。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也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