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评丨副部级反腐斗士可敬，制度反腐可期

　　近日，新京报推出了《反腐“愚公”杨维骏：绝不向谬误退让》的报道，讲述了民盟云南省委原秘书长，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老人与腐败斗争的事迹。

　　他以退休老干部的身份，替被拆迁者反映诉求、举报贪官、甚至一人硬抗省委书记，自己的家变成“信访接待室”……他所举报的白恩培、仇和、张田欣等高官都已落马，他被称为“年纪最大、级别最高”的反腐斗士。

　　杨维骏的事迹和形象，很容易让人想起《人民的名义》中的陈岩石，甚至连具体情节都非常相似。作为革命年代里走过来的九旬老人，他们怀抱着最初的、朴素的理想和信念。杨维骏的行为令人敬佩，但更值得期待的，是制度建设。

　　我们在为杨维骏的一系列反腐成果感到欣慰和鼓舞的同时，也应认识到，这终究还是在靠人。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杨维骏，也并不是所有的腐败线索和冤怨诉求都能被杨维骏听见，一个人的力量能直接做到的，很有限。

　　而反过来说，正是正常举报、信访路子不够畅通，云南当地的一些民众才不得不去依赖退休高干杨维骏。

　　反腐不能指望个人，信访工作不能指望退休老干部的客厅，能起到治本作用的，只能是良性的监督、约束制度和畅通的诉求渠道。只有当权力得到制度的钳制，权力得到制度的保障，在各司其职、不敢逾矩、无法逾矩的生态之下，类似的腐败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杨维骏之所以难能可贵，不仅在于他的正直和执着，也在于他的身份和能力可遇不可求。副部级退休干部、可以用自己的公车直接带着访民进省政协大院、可以直接把举报材料递交中纪委，天时地利人和，都是普通举报者无法企及的。

　　比如，报道里有个细节，新春佳节之际，省委领导请老干部吃饭。饭桌上，杨维骏便走到省委常委坐的一桌，将打印好的十余份举报材料交到每个人面前。“这就是我的策略，老百姓缺少向上反映问题的渠道，我利用离休干部的身份，在某些场合接近省级官员、各类领导，帮忙传递信息，当面他们不得不过问。”

　　“不得不过问”，固然体现了杨维骏的智慧，但同时也映照出普通公众的渠道短板。也正因此，才更显制度性反腐、制度性表达诉求之可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全方位、多领域的反腐动作铺展开来，打虎拍蝇，成果颇丰；与此同时，一些严格、具体的日常监督体系逐步建立，正在以制度来捍卫、延伸反腐成果。毫无疑问，接下来，制度建设应成为重中之重，只有完善高效的制度建立之后，才能营造出廉洁、透明的权力生态。

　　以制度来替代杨维骏们反腐，解放他们退休后的“加班”生活，是眼下正在做、也必须要做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