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丨他者眼中的历史映像

　　原标题：他者眼中的历史映像

　　一般人对于满清王朝前期的历史，大约只有个笼统的“康乾盛世”的印象，至于“盛世”的细节却大多淹没在戏说的清宫戏中，真真假假，不胜了了。即便是比较严肃的史学著作，在习惯了一种写作和思维路径后，也很难有别的考察和分析视角。这样一来，人们读到的史书就难免大同小异，因为那些历史人物的贤愚忠奸，在书写者的笔下早已脸谱化，而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也已被贴上了相应的标签。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读史兴味索然。

　　不过，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史时，却不受这些影响，他们多从“旁门左道”切入，竟也别有洞天。譬如，我们在对中古时期和近代社会进行“断代”的时候，1840年鸦片战争是一个分水岭。在日本学者增井经夫先生的《大清帝国》中，却有风靡于日本中国史学研究者中的“宋代近世说”观点的介绍，“‘宋代=近世’的观点早已在日本普遍存在。为了论证这一点，人们曾从思想、艺术、法制、经济等方面出发，提出过很多证据，并据此宣称：同西欧相比，中国早在几个世纪前便进入了近世。”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界分时，是会目瞪口呆的。

　　增井先生在清代史领域的研究也有其独特的地方。他指出，学者们通常有“以清政府为中心来进行思考的毛病”，而他的研究则着意于“民众史”或曰庶民文化的研析，所得出的结论则更可能超出一般人的认知。例如，一直到今天，我们仍有“无商不奸”的说法，增井先生却认为，“中国商人其容貌若愚，其态度如钝，然敏于发现商机，行商务之捷可当惊叹；其勤勉而善忍，虽商店贫弱，却能出资如涌水”，且由于中国商人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反而更善于自设相互扶助的机构，还养成了相互之间重视承诺的习惯，严守自己的从商之道，这也因此在与外国人的贸易中广受称赞。而这些“美德”，对囿于“农本商末”传统中的学者来说，恐怕是很难“发现”的。

　　除此之外，国外的中国史学者在研究中还有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可以与自己所熟知的本国史等进行横向比较。在研究“康乾盛世”时，我们很容易只作与明朝或清末的纵向比较，而欧美学者则可能把康乾时期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来凸显其“盛”之所在。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在其主要针对西方普通读者的《乾隆帝》一书中，就将康乾时期置于世界史的地位来加以考量。他认为，在欧洲历史上，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是一个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的时代，其代称有“启蒙时代”、“革命时代”。在这个影响深远的特殊时期，欧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等都已具有了现代的形式。巧合的是，“同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因为在很多方面，中国的18世纪都和欧洲的18世纪颇为相似，二者都很漫长，且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的中国，国家的人口翻了一番，从1700年的1.5亿增加到了1800年的3亿多，人口呈爆炸式增长。与此同时，经济方面尤其是地区间的贸易也获得了繁荣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刺激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此外，“18世纪也见证了国家疆域为五百年来最大、学术考据时代的来临、文化的繁荣、各种深受人们欢迎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获得了广泛的发展。”而我们一向认为的闭关锁国的中国，在欧立德的描述中则是“与欧洲的交流骤增，中西之间还发生了首次近代的外交接触”。这样的“盛世”是世界意义上的，它有数据的支撑。

　　欧立德将乾隆帝与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进行比较，“乾隆帝的品位塑造了这个时代的仪式，他的年号则定义了这一时代的风格。”乾隆受到了18世纪颇为权威的文学家伏尔泰的赞誉，因为“这个满洲帝王已接近于真正理想中的哲学王”。乾隆统治时期的广大领土，大体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的基本疆域，而文化事业的“兴旺发达”也是前所未有。当然，其另外的表现就是出自乾隆时代各画坊、窑场和作坊的佳作，它们不仅装饰了清朝当时的宫殿和豪宅，而且还为今天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所收藏，成为了拍卖行的精美拍品。平心而论，这样的横向比较，也确实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康乾盛世，重新认识了另外一个乾隆。

　　在这些“他者”的研究中，也有因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理解上的偏差，其所反映的中国历史的映像，偶尔也会走样变形。不过，他者的观察，会帮我们看到自己平常不甚关注的侧面或背面，提示我们认识另一面的自己。正如增井先生说的，“所谓历史原本即是如此，这就像人们取海水来用一般，取水的方法很多，使用海水的方法也有很多，但我们很难根据所汲取的海水来对大海本身做出一个恰当的推测。”即便如此，哪怕是“不恰当的推测”，也会成为我们当下生活的镜鉴之一，因为以开放的姿态来看待他者眼中的自己，本身就具有不一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