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党离不开制度化问责

　　在中国共产党95周年华诞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回应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现实需要，也迈出了党内问责走向精细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的重要一步。

　　问责追责，治国之利器。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问责条例位阶高、效力大。根据“党内立法法”即《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规定，党内法规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7种类型。2009年发布施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尽管在问责方面发挥了不小作用，但力度仍嫌不够，存在问责内容不聚焦、抓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多而抓管党治党不力问责少等问题。从“暂行规定”升格为“条例”，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也表明党内问责的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等更趋成型、更加规范，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重要条件。

　　政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单独一项制度，不可能发挥整体上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党内法规接踵修颁，全面从严治党业已进入制度化、法治化的快车道。其中，《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执政以来的首份廉洁自律“正面清单”，重在立德向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纪法分开、纪比法严的“负面清单”，重在立规纠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是加强巡视监督的“任务清单”，重在立威震慑。它们与问责条例一起形成了以党章为遵循、以责任为导向的“制度群”，把党员干部“办公室内外、八小时内外”的党纪政德家风等方面要求具体化、对象化，体现了“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战略纵深度。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但问责在制度化的同时，还应该精准化。一方面，要把握问责条例的治理重点和实践“重音”，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以及存在的紧迫问题开展问责。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才能充分发挥其震慑效应。之前对湖南衡阳贿选案、南充拉票贿选案等进行的彻底调查、严肃问责，其实为实施问责条例“定了调、打了样”。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楚，问责目的是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永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治理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共性问题，以及“处处是高压线，就是从来不带电”的宽松软现象，还得以正反两方面的合力，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因此，要注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式，用好问责追责这件利器，不可只问后果而不问失责程度，只听舆论呼声而不问过错程度，甚至将严肃的问责制度庸俗化。

　　问责追责之要，在于公信力与执行力的比翼齐飞。责不在于重，而在于必行。只有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才能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党的团结统一。首先要防止“制度空转”，特别是防止好人主义、关门主义暗行，搞“家丑不外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次是强化“监督的再监督、问责的再问责”，把问责条例执行情况纳入专项巡视、监督检查等常态工作中，倒逼各级党组织把自己摆进去，瞪起眼来真问责、严问责；最后还要尽快积累形成问责案例库，促进“开门问责”，提高党内问责的执行力、公信力和精准度，既不放过不负责的党员干部，又避免问责畸轻畸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