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捆住了民间投资的手脚

　　民间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力量。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5年，民间投资年均同比增速为30.3%，而到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同比增速已跌落至5.7%，前四个月均速更是下降至5.2%。用“断崖式”下滑来表征当前民间投资的增速变化，可能并不为过。从我们到地方的实际调研情况看，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来自各个方面，最主要有四个方面：市场预期、行政审批、融资困难和产权保护。其中，当前宏观经济的整体下滑，导致企业家投资预期与信心不足，应是民间投资下滑的最主要原因。

　　一是“不愿投”，整体市场预期与信心低迷。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企业家是否做出投资的决策来自投资预期，而投资预期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决定。这里的“资本边际效率”指的是投资的预期收益。凯恩斯讲，如果我们预期会有大的变动，但又对变动的具体形式感到很不肯定，那末，投资信心必然是微弱的。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市场需求不振；加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整体需求同样萎靡，导致企业家投资信心明显不足。虽然我国政府已实行了稳健加适度灵活的货币政策，当前的投资贷款利息率已经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及整体经济形势的不乐观，大部分企业家对未来投资的收益率持悲观态度，大多数处于“持币观望”状态，新的投资增量就难以出现。

　　二是“不准投”，行政审批事项牵绊依然严重。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但从我们的实际调查研究来看，行政审批在制约民间投资方面，依然有很强的负面影响，“消评”“环评”等审批事项依然不少。一些企业家反映，现在很多地方推行“一站式窗口”审批服务模式，的确省去了企业人员分头跑路的成本，但实际上，原来关于投资的审批事项依然没有质的减少，企业将申报材料交给“一站式窗口”之后，就需开始漫长的等待，往往不知道审批究竟到了哪个环节，常常因时间延误而耽误宝贵的投资机会。此外，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石油天然气建设、市政公用事业建设、国防科工等国有资本垄断性行业，但从实际调研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无处不在。

　　三是“没钱投”，融资难与频繁抽贷导致资金供给短缺。近些年，国家针对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出台了为数众多的政策措施，但从整体上看，民间资本在融资难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从统计学意义讲，民间投资指的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能够增强企业的后续生产能力，但也会耗费企业大量的资金要素。而在现有金融体系下，国有商业银行因风险控制和降低成本的需要，往往对民间资本“惜贷”，而上市融资之路对一般的民间资本而言，又“高不可攀”，难怪乎众多民间资本对资金嗷嗷待哺，很多企业手中没有资金从事新的投资项目。调研中还发现，越是在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态势下，银行越是收紧银根，抽贷、断贷等现象严重。尤其是银行频繁抽贷让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很多优质企业因高息贷取过桥资金或其他原因，导致资金链断裂而使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

　　四是“不敢投”，产权保护问题导致“不安全感”。“无恒产者无恒心”。资本天然具有逐利性，民间资本最关心的是辛苦投资和积累的财产或产权，能否保值增值和完整安全，能否确保不会被各种人为因素“强制剥夺”，在行政权力与法的面前，究竟如何理清，等等。事实上，围绕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财产产权、债务纠纷等问题，行政权力往往容易超越法律规范，对民间资本极为不利，而且利益驱动下的政府信用和不公平的司法执法，使得民营企业家们往往“求告无门”“自吞苦果”。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很多企业家缺乏“安全感”。试想，一个企业家缺乏“安全感”，又怎会有信心和积极性去增加新的投资呢？在调研中，不少民间投资企业主都流露出对资本安全的担忧，很多企业专利发明得不到保护、诉讼费用成本不划算等等，都严重影响了企业家的投资预期。

　　或许是上述因素的日积月累，最终导致今日民间投资的艰难困境。当然，也有学者提出，“营改增”扩围以及与之相关的数据虚报，可能是导致民间投资加速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地方调研时，中小企业主们普遍反映，“营改增”改革之后，其企业的税负一般增加了三到四个点。这是由于当前很多私营、个体、中小企业等经营不规范造成的，导致很多企业难以拿到“进项税”的抵扣发票，使税负在短期内有所增加。从长期来看，随着国家税收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纳税的不断增强，民营企业的税负问题一定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当前，我国民间投资“失速”的困境，从根本上讲，“市场预期与信心低迷”源自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而行政审批、融资困难和产权保护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性原因。因此，要走出当前民间投资的困境，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加快推出逆周期的宏观调控“一揽子”政策，尤其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有效公共投资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加大PPP模式的推广力度，以此来慢慢促使市场回暖并带动民间投资规模增长，从而推动中国经济逐步走向上行通道，并力图在中高速轨道上企稳。研究表明，在经济下行期，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而言，更多地是“引致效应”而非“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要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减少民间投资的审批环节，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督导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机构认真落实服务中小企业的差异化政策。同时，要加强产权保护，打造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营造公平公正投资环境，让民间资本能真正早日与国有资本“一起共舞”，获得更多“安全感”，获得更多“投资信心”。